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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赵建院长内部座谈讲话整理。有删减。
一、华为精神是毛邓两个时代精神资源的合成
今年是建国70周年,如果说有多大成就,物质层面自不必言,我觉得将毛泽东时代的自强自立、艰苦奋斗,与邓小平时代的开放豁达、谦逊务实,这两个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华为精神,是一个令人振奋且充满希望的代表性精神成果。
 
可以说这是中国建国70年,几代中国人付出巨大的代价形成的精神资源。它继承了建国初期三十年的艰苦创业精神,但又不固步自封、盲目排外;它继承了后四十年改革开放精神,但又没放弃独立自主,也不历史虚无。
 
所以,在中美贸易战的硝烟让人们充满迷茫和焦虑的时候,任总不卑不亢、不急不躁,充满理性、包容和睿智的讲话,才会像一缕清风,让所有的人精神一振、耳目一新。其实建国七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需要的不就是这么一种精神吗?
 
但是这种精神,是中国人经过七十年几代人的试错和创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在当前的历史关口,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充分发扬,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或者盲目自大、固步自封,甚至狭隘的爱国主义、民粹主义;或者妄自菲薄、历史虚无,甚至没有原则的一味退让。
 
如果让我来看中国未来的国运所在,我觉得不是物质基础和经济成就,而是这种不卑不亢、开放谦逊、不畏艰险,又带有个人关怀,充满温度的精神资源,是令人充满希望的。
 
二、历史并不虚无—建国后两个时代的传承与扬弃
 
我去年写了一篇《时代的漩涡》,讲述了建国七十年来三个不同时代的传承和冲突,以及美国特朗普右翼时代与新时代的演进逻辑和碰撞。
 
这是我这几年研究中国现当代史,党史和美国史的一个阶段性归纳,也是我这几年比较满意的一篇作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不适合全文发表,只发布了一个删减版,关注度也不高。但是,我基本梳理了建国后毛,邓,新,三个时代的演进逻辑,以及冲突激荡中的内在张力。
 
历史并不虚无。前三十年我们一直在解决国家安全和独立自主问题,在历史的三峡中,个人的命运淹没在集体的运动里,有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不能盲目偏激批判,还是要站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去理解历史的悲喜。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很难理解一个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时代。
 
时间无法回溯,只能说是积累了巨大的历史资源,让所有的人能够意识到,过去那种瞎折腾,那种大一统的淹没个人价值的计划经济和运动,是行不通的。只有在这种真实的现实体验和教训中,才会让人们集体反思致命的自负,才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会开启邓小平时代的新气象。
 
学界有很多邓时代中国经济增长成就的研究,我看到一个重要原因是深层次的,那就是十几亿中国人摆脱意识形态后的轰轰烈烈“世俗化”运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人们不再纠结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而是进入一个“拿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经济竞赛。
 
这特别类似欧洲打破中世纪黑暗的宗教改革,人们从天主教清规戒律的宗教生活中走出来,将基督的旨意与资本主义世俗生活结合在一起,开启了伟大的工业革命时代。这就是启蒙的价值,因为它打开了人们封闭的心灵。
 
同样,当十几亿勤劳的中国人从阶级斗争为纲的“宗教束缚”中走出来,开启轰轰烈烈发家致富的世俗化运动的时候,加上其他要素资源和制度环境的配合,引爆工业革命和创造经济奇迹也就不足为奇。在其中,扬弃过去那种国家安全背景下的自我封闭,张开怀抱、打开视野拥抱和平与发展主题背景下的外部世界,则是最重要的外因。
 
然而时代在前进,过度的世俗化在引爆工业革命和经济增长奇迹之后,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精神缺失、投机腐败、金融风险累积等。在这种背景下,深化改革开放,旨在解决社会和自然生态问题的新时代,在继承邓时代的背景下开启。中国从富到强,从过去旨在解决效率问题到现在解决公平问题,从解决落后生产力的问题到关注个人的美好生活,从闷头自己发展到关心人类共同命运,这些都代表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跃迁。
 
当前一个巨大的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精神缺失和历史虚无。改革开放后人们过于看中经济、看重物质,在学习和依附西方技术和经济模式过程中,在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自卑。这种集体心灵深处的自卑,会异化为两种表现:或者是自我放逐、历史虚无,把自己全盘否定,一心向西;或者是由自卑转为过度自负、盲目敌对,产生虚幻的敌对心理,又臭又硬。这两种表现,都可能将建国70年来付出代价形成的历史教训毁之一炬。
 
这个表现在贸易摩擦以来的中美关系再平衡上非常明显。自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中美矛盾不可避免,但是解决问题的途径绝不是走极端。既不能没有原则一味退让,更不能盲目自负一味对抗,甚至慢慢坠入冷战的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如何应对?华为就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可以说它是建国七十年两个时代精神资源的集成,是几代人在历史的三峡中付出巨大的代价换来的。
 
三、华为精神应该作为新时代的精神代表
 
可以说华为汲取了毛邓两个时代的精华,经典诠释了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时代精神。首先它一直坚持着中国人建国初期那种艰苦奋斗,注重集体主义的毛时代精神。它的企业文化叫“以奋斗者为本”。而且具有类似士兵和清道夫一样的战略定力,坚持研发与主业,几十年如一日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发家致富的研发中。绝不染指带来暴利的房地产和金融投资,也不去跟风上市来进行资本运作。
 
我认识几个华为工作的中层,将这种艰苦奋斗舍我其谁充满自信的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位朋友负责中东和非洲等海外市场,在“鸟不拉屎”、“荆棘毒虫遍布”的陌生国家开辟业务,没有任何政府政策的支持,就是靠自己来开天辟地。特别像建国初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艰苦创业的那一代人。毛时代这种不畏艰辛独立奋斗的精神,实际上一直涵养着中国一代企业家的精神意志。即使好多学者视为虚无和不屑,但实践者深知其中的宝贵。
 
另一方面,最为可贵的地方是,华为一直敞开胸怀拥抱世界,非常尊重他国的先进技术,并谦虚认真的学习,绝不是固化在自我的世界里面对其他文明产生敌意或者上纲上线的意识形态化,这是华为继承并发扬的改革开放精神,也是它最根本的基因。立足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虽然继承了毛时代的优良传统,但它本质上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如果没有改革,没有开放,也就没有华为。这一点是要认识清楚的。
 
华为在军队式清道夫式管理的模式下,也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就是借鉴西方管理模式放权让利施行员工持股计划。这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财散人聚,只有调动每个人的活力,才能在创新和研发上做出巨大成就。可以说,华为践行了真正的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充分自律和契约精神下的自由。
 
华为还有一个重要的精神是忧患意识,这本质上是一种向死而生的经营哲学。任总说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都会死去,我们活着的时候应该想着如何度过,如何不虚度年华。中国五千年文化一直有忧患意识,同一些躲在体制的温床上不思进取的企业相比,华为尽管在不断创造辉煌,但也时刻想着在残酷环境下如何生存(同在深圳的招商银行也是这种意识,所以才早在十年前就大力做零售),这种向死而生的意识反而让自己成为“不死鸟”,即使在当前美国围追堵截的情况下。
 
所以,我最后想借用任总的话,我们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我们建国七十年来创造了伟大的成就;既然是想站在最高处,注定要面对不胜寒的挑战。既然不可避免,那就勇敢面对,但是不是以过去那种封闭自负的思维,而是以一种开放豁达、不卑不亢的心态,以一种天下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格局,去积极面对挑战和压力。而中华民族的性格,恰恰是压力和挑战,才激发出气象不凡的新时代精神。这也是未来中国国运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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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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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山东省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山东大学特聘硕士导师,中国企业家联合会特约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中心特约研究员,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新华社特约分析师、财新、雪球、格隆汇等专栏分析师,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多篇财经评论文章阅读量超过10w+,在业内引起较大的反响。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宏观研究中心主任,在美国尼亚加拉大学金融实验室、招商银行总行博士后工作站从事宏观经济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研究工作。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金融研究》、《江海论坛》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和会议专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财经评论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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