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烧烤成为一种火遍全国的现象，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有经济学意义，也有深刻的社会心理学意义——经历了三年封控、管制、焦虑的人们，以一种最原始的烹饪方式表达对自由的向往，或者是压抑-释放的集体冲动。要知道在消除对火的恐惧并控制了火以后，烧烤就成为人类制作食物的主要方式，长久的存在人类的潜意识之中。还有什么比在旷野中升起一团篝火，兴高采烈的人们围着火烧烤动物的皮肉、植物的茎叶更加本能、更加原生态的人类生存图景呢？

从这个意义上，淄博烧烤消费的不仅仅是廉价的平民食物，更多的是消费一种回归自然、自由、自在的氛围，是对三年特殊时期无法自由堂食，是对那些正襟危坐、颐指气使、壁垒森严氛围的一种反抗，是对没有自由的隔离空间的反向解构。从这个意义上，这才是真正的“报复性消费”。很多人可能反对我赋予的如此多的意义，但是如果懂得社会集体心理学的潜意识、无意识理论，或许就会觉得我的观点就不会那么牵强和过分。观察一下那些年轻大学生，他们身处经济社会转型的洪流中，面对三年的枷锁后时代的变迁、就业的压力、精神的空虚、价值的虚无，迫切需要重新赋予生活和自己以意义。他们或许可以在烧烤摊的烟火中，以一种“摇滚餐饮”的方式尽量寻找曾经失去的自由和自我。

大可不必吹毛求疵其中的不足和缺陷，比如说什么社会荒芜。烧烤绝不是导致社会荒芜的原因，反而在社会荒芜的原野里播撒一点来自底层的集体激情，抑或是压力重重的年轻人的“食物摇滚”。一辆辆烧烤专列奔赴淄博，就像一群群朝圣的信徒不远万里。当我们看到成片的烧烤摊连在一起，平凡的生活欢乐在此刻变成了一条大河，等候入场的队列则像一条条小溪争相涌入。热闹喧闹的烧烤人潮中，碳炉里的火光燃起了人间希望，给大疫过后的人们足够的安慰。生活并不容易，但快乐也不是那么昂贵。

在这场盛宴中，淄博市政府“出圈”了，不仅没有像很多北方的城市那样面对网络舆情怕惹麻烦一味回避，也没有担心大量的烧烤烟尘排放影响市容和环保指标进而影响自己的政绩，反而顺应汹涌的舆情，非常巧妙的在数字传播的世界里充分吸引流量，准确巧妙的把握住了这次天赐良机，将淄博烧烤乃至整个淄博市打造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要知道，在疫后促进消费复苏的政策导向下，各个城市大量投入、各显神通，都没有达到如此的效果，没想到淄博市这么轻松的就做到了，而且在一个更加注重大投资、大项目的北方城市，的确是让人刮目相看。

这次淄博烧烤大火，政府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没有政府公共服务的配套，单靠一家一户烧烤摊的小本经营，恐怕也很难有这样的声势。在这件事上，淄博政府真正展现了服务型政府的典型角色——不是自上而下的指导和命令市场和企业应该怎么做，而是以市场为决定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围绕食客的需求），针对烧烤餐饮店需要解决的难题，提供诸如环保、治安、交通、宣传等公共服务。尤其是烧烤专列的开启，无疑是一个神来之笔，大大拓展了淄博烧烤业的市场广度，是利用“大国重器”为“小民烟火”服务的典范，并在空间上以淄博为中心构建了一个一小时当天往返的“烧烤都市圈”。

淄博烧烤从某种意义上真正体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疫情三年加速了中国很多历史进程，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几乎结束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债务财政模式，当前处于转型的阵痛中。但是转向何方，哪个领域有这么大的资产扩张、财政收入空间来替代土地和房地产？有人提出股权财政，数字财政。显然想法都很好，但是基本还是停留在概念上——如果所有的地方政府能像合肥那样成为优秀的风险投资者，那么还要构建金融市场体系干什么，金融和财政还有什么区分？况且，权益类项目能有多少，与百万亿级别的土地市场和房地产金融市场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数字财政是一样的道理，而且数字基建更多的是依靠中央自上而下统筹建设的全国性基础设施，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所需的系统性工程，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作为是有限的。

那么转向何处？如何转？我有两个核心观点：第一，去房地产化和化解债务一定要渐进式的，不能用“休克疗法”，房地产依然还是而且将来也会一直是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不能一棒子打死。当前的任务是稳住房地产市场并加快复苏，重新唤醒居民的财富效应，才能唤醒消费和内循环。

第二，要逐渐从“摊大饼”式的建设、扩张城市，转为“店小二”式的经营、服务城市，从投资型、债务型社会，转变为消费型、财富型社会。当然，这个转变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最复杂，也是阵痛最大的转型，这涉及到治理现代化进程，央地关系重构和激励考核方式的转变，涉及到财税体制的深刻变革，由间接税制向直接税制转变等等。

这从根本上还涉及到对投资型社会和消费型社会的认识。按照罗斯托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和起飞模型，一个“起飞”的经济最终要软着陆，要从大投资社会转变为消费型社会。现在很多学者还在争论消费和投资，哪个更应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对于发展初期的中国来说，当然投资、储蓄和资本积累最重要，这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但是发展到基础设施已经比较完善，城市化率已经近70%，政府债务率已经超过100%（大大超出国际上60%的警戒线），资产收益率大幅下滑，重复建设、无效投资、资源浪费、贫富分化等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说明这种激进的债务—投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地方政府必须重新思考并定义自己的发展模式。

另外，从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来看经济发展本身，能够畅通内循环，体现人民至上的肯定不是投资而是消费。大投资，尤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基建投资，固然可以完善基础设施并改善社会福利，但很容易在预算软约束下导致财政和权力滥用，导致债务飙升，当然也就无法体现微观个体的收入分配优化和效用提升。

大投资体现的更多的是大国重器。我们学的经济学，无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人的价值实现，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人民至上，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认为人们通过消费获取效用，感到快乐、满足、幸福，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不断提升消费水平，通过消费形成内生的投资需求，并带动经济的内涵式增长，才能优化分配结构。我们都知道，当前内循环不畅的根源不是供给侧，也不是需求侧，而是分配侧。是分配带有很大的漏损，资源都扭曲的分配到了无效率的区域，显然无法构建起畅通的国内大循环。

消费型社会必然对应着服务型政府。构建消费型社会并不容易，需要地方政府从轰轰烈烈的投资主导者“甲方”，转变为久久为功长期努力的服务者“乙方”。这个转变对政府来说显然是痛苦的，短期内难以适应新角色的。至少有两点需要改变：一是让当地的社会大众参与到对地方官员考核的评价中，充分体现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二是适度延长地方官员任期，让政府能做一些立足于长远的民生改善事业。然而现实却是，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是越来越短的，这就很难构建起服务型政府的角色。

当前我们处于疫后经济复苏的关键时期，复苏的势头非常明确，但是也要看到一些不确定性和不可持续的因素。一是大型基建投资的可持续性问题，今年一季度是各项目集中开工，专项债和信贷集中投放，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向上脉冲，接下来可能会慢慢缓和，那么谁来续航这个动力？二是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的概率越来越大，从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的出口表现看，波动非常大，全球耐用品去库存的压力越来越大，出口这架马车动力也越来越靠不住。三驾马车，两架靠不住，剩下的只能是消费了——所谓内循环为主导新发展格局，一定要稳定扩大内需，否则的话陷入需求持续不足的区域并非不可能。

淄博烧烤现象说明，淄博市政府在打造消费型社会、服务型政府方面做出了令人惊喜的突破。要知道，淄博在传统理念比较浓厚的山东，本身也是一座重工业城市，过去肯定是热衷于大投资。但是今天，在疫情过后刺激消费复苏的第一年，就做出了这样令人惊讶的举措，我认为也不只是市委书记、市长等核心高层所为，而是整个政府管理人员都形成了共识。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淄博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大幅飙升，达到了近111亿元，排名直线拉升到全省第三（仅次于省会济南和单列市青岛），较上月提高了7个位次，尤其是3月份同比增长23%。其中，餐饮住宿等大消费行业贡献最大，五一期间酒店订单量为2019年同期的800%......

要知道，与卖地收入相比，一般公共财政收入的含金量极高，相当于一个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这个转变，当然有传统老路走不通的倒逼，但更多的是政府官员理念的集体转变，是对消费型社会和服务型政府的深刻认知。我们希望这一切对淄博来说不是昙花一现，也希望全国有更多的地方政府，能够以长期主义、人本主义的人民至上理念，为当地打造消费型社会努力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不仅是保持疫后经济复苏可持续性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

（部分图片和数据来自国泰君安消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