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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机、街头暴乱、党派纷争、金钱政治、种族冲突、民粹汹涌、权威真空,越来越多的混乱现象出现在被称为灯塔国的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国家。于是很多人认为,西方的民主自由体制已经走到了末路,西方的民主政治已经走向了衰败。

  我们仍然相信,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方向。这也是近100年前,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如何破解中国5000年朝代更迭的周期律时给出的唯一的答案(“跳出兴亡周期率唯有靠民主”)。但是,任何在理论上看上去完美的政治逻辑和制度设计,在现实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现在有多少人真正明白民主制度的历史?要知道,人类历史上最初的制度,就是那种朴素的民主制度。在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情况下,人类从事狩猎等活动时,采用的就是那种简单原始的部落民主制度。而从民主制度向威权制度,向层级和专制制度转变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一种进化,一种进步。虽然这个说法可能在很多人看来不合情理,但这就是政治科学。从政治学理论上来看,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就是中国的秦汉,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因为它真正具备了动员整个国家各项资源的能力,即所谓的国家能力。关于历史上的制度演化的问题,后面我还会再讲。

  (注:威权制度指政府要求人民绝对服从其权威的原则,而不是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自由。政府上的威权主义指权力集中于单一领袖或少部分精英。层级制指指公共组织在纵向上按照等级划分为不同的上下节制的层级组织结构,不同等级的职能目标和工作性质相同,但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却随着等级降低而逐渐变小的组织类型。)

  我们一直说民主制度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那它的优势体现在哪里?我认为主要体现在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多样化且富有弹性的制度。它能够打通各个阶层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能够充分将社会和国家的力量调动起来,尤其能将有才能的人充分动员起来,能听到底层和弱者的声音和诉求。

  同时,这一制度最关键的地方在于能够建立一个动态的,内生稳定的体系。你会看到,西方国家每天都有很多的游行示威,甚至暴乱;比如说现在的美国的街头暴乱,以及法国的“黄马甲”运动,英国的抗议示威游行等。但是,你也会看到它们诸如此类小规模的动态不稳定,小混乱都能够充分释放出来,能够让不同阶层的人群拥有一个释放的渠道。所以你看到,美国这次暴乱中有很多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情况,比如警察或者白人单腿跪地向黑人祈求原谅,部分黑人很感动也能理解。甚至出现了警察和游行队伍一起跳舞,警察和黑人小伙互相斗舞的情况。所以它更像是西方传统的一种“狂欢节”,经过声势浩大的游行咆哮(不排除出现违法的打砸抢)慢慢释放出来。

(5月30,美国佛罗里达州科勒尔盖布尔斯市当地警局不同部门的警察也参与了抗议,他们单膝跪地祈求原谅,并与示威者共同祈祷;图源:美国CBS12新闻

  但是在现实中,有太多的知识分子陷入了民主乌托邦或者是民主浪漫主义,忽视了历史的路径依赖和现实的复杂性。如果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体制的终极代表,那么你回头看历史,为什么曾经拥有朴素民主制度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民主制度为什么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僭主制、君主制?为什么德国最终选出了纳粹政府?为什么现在的俄罗斯已经不再谈民主制度,而是更多的依赖强人政治?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自由民主的地区出现了非理性街头暴乱?以及现在美国的特朗普现象,越来越严重的种族主义、阶层冲突和内部纷争?

  (注:僭主制是由柏拉图提出的一种城邦政体;军事领导人、贵族或任何得到机会的人通过政变或内战夺取了政权,所建立的军事独裁政体即僭主制政体。君主制指国家元首为世袭君主的政体由单一国家领袖行使名义上或是事实上的政体权力,通常为世袭制,且为终身任期。)

  古希腊最有声望的哲学家柏拉图对民主制度可谓是深恶痛绝,除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在他看来是个充满道德和智慧的人——被民众“赐死”之外,他看到了希腊失去权威协调后“乱哄哄”的民主。民众们打着民主的名义行邪恶之实,相互党争勾心斗角,甚至是串谋利用陶片放逐法将某人名字写在陶片上将其放逐。令人讽刺的是,雅典民主制度发挥最好的时期,竟然是明君伯里克利压制的时期。伯里克利死后,没了明君的民主应该更像民主,可惜是陷入了无尽的党争和混乱。

  回到现在,你能想象到最近发生的非裔黑人弗洛伊德被跪杀之后,一个讲究人本主义和生命至上的国家,其总统发出的第一条推特竟然是——放狗咬人!这在以往,我们说以基督教立国的美国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是在以前,发生这样的事情后,总统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为这个死去的生命祈祷哀悼。无论发生的是什么性质的事件,什么样的社会问题,但是从美国的基本的价值观来看,个人的生命是最值得珍惜的。这也是基督教最本质的东西,即爱和怜悯。

(6月6日,示威者手举弗洛伊德的画像在美国芝加哥参加游行示威;图源:百度)

  但是你看看现在的特朗普政府是怎么对待这些被残杀掉的生命的,他是怎么对待这次新冠疫情中死去的11.3万人的。所以,特朗普已经不是以前美国那种讲究人权尊重个体生命,讲究普世价值与民主自由的总统。他是一个活脱脱的重商主义和种族主义者,是一个海盗商人的形象。你们或许会说,特朗普他只是一个总统,只代表他个人。但是错了——特朗普作为美国通过民主选票选出来的总统,他代表的是这一制度的问题,代表的是这一民主制度的衰退。

  我们说美国其制度的先进性在哪?表面上看,是她的民主制度;但实际上是美国底层的价值观——由移民文化带来,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治契约精神,以及互相宽容、互相理解、互相关爱,互相尊重的精神。她强调民主、自由和平等,但是更加强调的是法律、制衡和私人产权的不可侵犯。上述都是有她特有的历史禀赋;换言之,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她是先移民过去,先有个人;无论是土地的开荒,还是一群人共同建立一个城镇,都是先有个人私有产权,然后慢慢地组成了社区,形成了社会,之后才组成了国家和政党。

  (美国示威游行;图源:新华网

  所以,美国不是一个原生的大陆国家,她是一个仅有200多年历史的一个移民国家。她的历史非常特殊——先有私人产权,再有社区,再有社会,最后才有国家和政党。这个跟中国恰恰相反,中国是先有的党,才有了新的国家,才慢慢的有社会和社区,以及我们现在私人产权的概念,正好是一个相反的演化过程。

  那么是不是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禀赋,有不同的历史形成过程,就不需要互相借鉴了?绝非如此!我们必须承认,美国这种制度的弹性,以及对多样性的这种尊重和容纳,尤其是在现代经济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它在创新方面占领了制高点。我们也时常看到美国街头又有示威、暴乱了,但是很快就恢复过来,因为整个美国发展的历史就是这样闹闹哄哄演变过来的。因为她的多元化的力量非常强大,除了国家和政府的力量,其社会力量、市场力量、社区力量、公司力量等——多元力量形成了一个极具弹性,能够充分容错的机制和体系。

  现在我们也讲究创新,中国想建立一个创新驱动型的社会,你怎么理解创新呢?举个例子,创新就是这个制度能不能容纳“坏孩子”,因为创新一定不是只听老师话的、没有别的想法,墨守成规的好孩子能做到的。那么,你的这种体制,这种社会,能不能容纳不一样的人呢?能不能尊重这种多样性,能不能不要对一些有奇怪想法的,有奇怪行为的企业家上纲上线?我觉得只有解决这个问题,并在制度上、在文化氛围上,在思想理念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容纳更多的“坏孩子”,创新才有可能发生,才有可能涌现。

  当然,“坏孩子”的破坏力可能也比较大,那么就需要一个清晰且能够带来明确预期的法律制度和私人产权制度。我觉得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但是在某种制度下,有非常多的人感到无奈,因为制度的进化是集体思想映射和集体行动的结果。

  再回到历史视角,回到制度演化的长河中来看民主制度。如果你认真研读过历史,你会发现人类社会最原始的制度就是那种朴素的民主制度,就是没有国家产生之前的部落制的那种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为什么说它是朴素的呢?是因为它在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朴素的任人唯贤、任人唯能的一种选举制度。为什么他能够做到任人唯贤,任人唯能呢?是因为生产力太落后了,生存环境太恶劣了,没有办法养一些权贵食利阶层,不从事生产的政治家阶层。

  因此,在原始社会或者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采用的制度就是民主制度。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达,有了足够的生产剩余之后,就可以去养专业的政治家,专业的官僚集团;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权威的结构,形成了层级结构。之后,通过战争的淬炼以及战争残酷的倒逼之下,形成了国家这种组织系统(因为战争需要一个权威的组织)。

  基于历史层面的意义来说,从民主制度到权威制度或专制制度,亦或是君主制度的演变——是一种政治的发展或进步。很多人盲目的尊崇民主制度,遵从自由制度,他们根本不知道人类社会早期就是这种民主和自由,是一种朴素的、受到生产力制约的组织形态。集中制、层级制都是后来的一种政治发展。从历史上这一趋势来看,我们就不应该盲目尊崇所谓的民主和自由。民主和自由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政治文明的方向。但是,正是因为民主制度的先进性,它需要的条件也会很多;需要来自宗教、文化,尤其是历史的条件等等;所以,它是非常珍贵和稀缺的。

  我们都知道,著名的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有一本著作叫做《历史的终结》。这本书写在冷战之后。苏联这个如此庞大,盛极一时的帝国突然之间崩溃,让福山看到了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绝对优势。所以他也认为西方这套民主自由体制就是人类文明制度的终点,人类文明的制度不需要再进化了。

  然而,福山之后又做了很多的研究,出了很多与他之前观点不一样的书(比如《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退》等)。当你读了福山老师的这些书,以及他在杂志上的一些文章之后,你会发现福山对历史的终结、人类文明制度的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即福山有了更加动态,富有变化的观点;换言之,他过去认为历史在某个地方终结——历史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体制这个终点停留可能是不对的。

  总的来说,在福山研究了政治秩序的起源后,在看到了美国现实中的一系列问题后,他发现:民主制度并不是终点,因为制度并不是万能的,在制度这个变量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而这些其他的变量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制度的演化,并不是自由制度本身。所以,他从本世纪初开始就着重研究政治发展和政治衰退的问题。

  政治跟经济一样,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衰退的过程,民主政治也一样(民主政治里有太多衰退的因素)。如果你回到非常原始、朴素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民主共和制度,你就会相对清晰的看到,一个民主制度是怎么衰退的。虽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民主制度并不是现代民主制度(并不是一个普世的民主),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的,古罗马的共和制度是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并不是现在西方国家基于人权的一人一票的制度。

  在思考政治发展和政治衰退的过程中,福山重新发现了国家能力的重要性。我认为他的这种思想转变就是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也是他的学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尊重历史和现实的表现。我们都能看到,民主自由制度在理论上是非常完美的,也是站在价值构建的制高点的,或者说是站在政治道德的制高点的。

  我一再重申,真正理性的民主平等法治制度是现代化的方向,这也是我们领导人(前文提到100年前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如何破解中国5000年朝代更迭的周期律时)给出的唯一办法。从理论上来说,它的确可能是历史的终结,可能人类的文明制度的确是抵达了一个顶点;每一个人都被得到尊重,而每一个个体诉求都在集体的利益面前得到有效地平衡。然而现实却不是这样,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民主制度是一个交易成本或社会运行要求非常高的制度。你想一想,这一制度需要把每一个人的诉求通过一种制度汇集起来以表达一个统一诉求。这里面不仅涉及到一个集体行动的成本,还有就是我们政治经济学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悖论——阿罗悖论。(注:阿罗悖论从最深邃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成:个人私自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无论如何必然存在矛盾;不能在满足所有个人私有利益的前提下,逻辑地导出社会整体利益同时也被满足的结论。)

  因此,现代的民主制度是一种非常昂贵、非常稀缺、非常复杂又精致的政治制度。而且这种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还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条件:需要宗教文化的支撑,需要完善的法治契约环境。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因缘巧合,各种因素都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历史条件。

  有人说美国是民主自由制度的一个典型案例。但是,福山曾非常明确的提过美国的制度是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一个制度,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不具备任何的普遍性。它的特殊性在于拥有一段不可被复制、不可逆的历史。所以,美国的这一历史条件是最终形成现在这种制度的一个极其特殊的前提。从政治发展的历史来看,美国的这种民主制度,联邦制度是比较原始的。所以有一位历史学家说美国的政治制度的本质是中世纪的。(正如波拉德所言: “他们的理论本质上是中世纪的。 ”)为什么说它是中世纪的呢?原因就在于美国的这种邦联制特别像封建制,州的权力非常大,有些州基本上近乎于自治的状态,甚至可以自己定法律。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制度,最重要的是你具不具备一种国家能力,以及这种国家能力的健康的程度如何。有些所谓的国家能力虽然在集中动员国家资源上的效率和能力非常强,但由于它是一个战时体制,容易快速地耗尽该国的国家公信力和政府公信力,所以说它会很快崩断。因为它没有很好地把国家、政府、社会以及个人这种多元的力量同时凝聚在一起,它只是动用了国家和中央政府的力量。如此一来,就会很容易崩断(尤其是一种中心化的力量)。苏联的解体就说明了这种集中力量的脆弱性。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集中式的体制的力量发挥到了最大。苏联的那种计划经济甚至倒逼西方国家开始提高工人的待遇,促使西方国家开始提高工人福利,甚至一些福利社会。福利国家的形成也跟那个时候的制度之争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要表达的的核心点是,我们不能形而上地,机械地去理解政治社会制度;而是要站在现实的,历史的发展的视角去看不同制度的比较和演化。我们需要清醒认识的一点是,理想中的制度、逻辑上的制度,和现实的制度是不一样的。对于现实的制度,更重要的是它形成的基础在哪里。如果你处于不同的历史环境(比如像德国那种历史环境,内忧外患;那么它的民主制度就会异化为纳粹和法西斯;)其结果自然就会不同。而像英国和美国那种以基督教文化为支撑和信仰的基础下,民主制度可能更具有现代性的力量。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类似于我前面所讲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民主制度是如何异化为党争及它的内部相互冲突、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人类可以构建起一人一票的,基于人权的平等的民主制度。但是你没有办法在经济上构建出一个绝对平等的制度。我在《全球化的黄昏与帝国的背影——从历史的大逻辑看中美贸易摩擦及未来》文章里提到过美国这种政治民主和自由市场制度存在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就是它政治上是绝对的一人一票;但是在经济上,由于它是市场经济,一定会不断的造成贫富分化,以及在经济权利上的越发不平等。这种选票政治上的绝对平等与市场经济下的不平等的这个悖论所造成的结果就是,特朗普现象。

  所以,历史终结了吗?

  历史没有终结。民主政治在现实的各种制约与各种状况下也在走向衰退。但是从理论上,从理想主义角度,民主政治难道不是人类社会的未来吗?如果它不是,那人类文明社会有没有一个彼岸意义的,所谓的终结状态?也就是人类社会到了这种终极的制度状态后,不用再进化了,是非常完美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它可以让历史终结。我认为对这个状态的向往,对这个理想彼岸的追求是好的,但是可能对现实和历史的理解过于肤浅了。现实是复杂的,世界是多元的,文明也有不同的路径。不过有些东西的确是永恒的,可以认为是人性中最美好的,人的价值观里最应该坚守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类社会仍然处于各种冲突之中,除了制度的冲突,还有文明的冲突。然而,如果你相信人类是追求美好的话,那么它将最终在这个冲突中达到和解,寻找到真正理想的彼岸。

  历史远没有终结,历史是一个轮回,历史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过程;历史也是一个美好和邪恶、和平和战争,平静和动乱相互交替的过程。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应该相信诗和远方,相信有历史终结的那种美好状态。唯有相信这种美好的彼岸,并为这个美好的彼岸共同努力,人类的历史才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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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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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山东省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山东大学特聘硕士导师,中国企业家联合会特约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中心特约研究员,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新华社特约分析师、财新、雪球、格隆汇等专栏分析师,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多篇财经评论文章阅读量超过10w+,在业内引起较大的反响。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宏观研究中心主任,在美国尼亚加拉大学金融实验室、招商银行总行博士后工作站从事宏观经济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研究工作。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金融研究》、《江海论坛》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和会议专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财经评论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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