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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改革家精神永存

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优秀的企业家,但在特定的转轨阶段、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更需要优秀的改革家。改革家精神是中国经济开启“第二增长曲线”的关键,他们承担着为企业家搭建一个什么样的舞台的责任:市场还是反市场,现代还是反现代。什么样的舞台上什么样的主角,唱什么样的戏。
 
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新的时代呼唤新一代的改革家。正如一百年前的旧中国呼唤拯救民族和国家危亡的革命家。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改革家身上的重担并不比100年前的革命家轻多少。中国能否顺利转型为现代社会,未来几十年很关键,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培养出新一代改革家。
 
上一代立下“丰功伟业”的改革家逐渐走下人生舞台。四十多年过去了,谁也抵挡不住生老病死的基本规律。好在仁者寿,那一代“为民请命”引领改革的老人基本都是高寿,刚刚仙逝的高尚全老人也是92岁高龄。看着一位位设计师远去,我们不免悲痛。但并不相信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改革的精神是有传承的。新一代改革家正在孕育和成长。
 
通过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规律,推动中国经济奇迹式增长的直接动力来自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这些企业既有国企也有民企。国企中也有企业家,也有企业家精神。但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呢?或者借用哲学话语来问: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第一推动力”是什么?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希望引爆的中国工业革命,为何只能在那个年代成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背后的第一动力是什么?
 
“第一动力哲学”可以无穷的追问下去,在这里我们只回答第一个层级,可能是显而易见的答案:改革开放。从纵向的对比来看,虽然是同一个中国,但是以1978年历史分水岭为“边境线”,1978以前是“计划经济中国”,1978之后则是“市场经济中国”。当然,历史的边境线绝非如此泾渭分明。即使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计划中国”与“市场中国”依然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冲突和割据。在这期间,改革一派小心翼翼的从马列著作中寻找词汇,为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寻找正统依据。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乡村实验到国企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个体户到股份公司、中外合资,这一切都是“市场中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摸着石头过河占领“计划中国”的渐进式过程。
 
当经济的舞台按照市场的方式搭建,政治家退到后台,企业家走向前台的时候,真正的好戏才开始精彩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像核能一样裂变,所谓“经济起飞”。因此角色大小不重要,关键是找到正确的位置。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中国的企业、企业家不容易,当初是冒着戴“投机倒把”帽子甚至是杀头的风险。但是幕后的设计师,改革开放的第一推手,我们称为的改革家,顶着更大的压力。可以说那个年代,每一位伟大的企业家、实业家背后,都站着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张瑞敏背后有俞正声,任正非背后有高尚全......当一封封诋毁企业家的举报信像雪花一样投到检举箱,当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质疑声、指责声指向尚还在襁褓中的海尔、华为,谁来为改革初期刚刚萌芽的成果辩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改革大潮中风风火火创业的企业家值得称赞,但点燃改革的火种并双手呵护点点星火的改革家更值得尊敬。
 
自从熊彼特发现并提出企业家精神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西方经济就将企业、企业家放到无比重要的位置。但在发展经济学范式内,在特定的转轨发展阶段,中国经济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异。第一,中国是发展中经济体,在落后的基础上推动经济腾飞,需要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扩张来实现赶超;第二,中国是转轨社会,从计划经济、农业社会、乡土中国向市场经济、工业社会、城市中国转轨,这个转轨过程本质上是基础设施(软件和硬件)重建的过程,是国家能力重塑的过程;第三,中国是大国经济体,地域辽阔,区域差异很大,东部和西部,北方和南方,在经济结构、文化理念、社会习俗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发达经济体多得多——这些问题更多的是结构的问题、体制的问题。
 
在特殊的转型发展阶段,社会的进步需要制度层面的“破坏性创造”,需要思想理念和认知坐标系的全面革命,此时改革家、改革家精神成为核心的转型发展动力。改革家可以看作是企业家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企业家精神里也包括改革和创新精神,冒险和担当精神。只是企业家在商业市场上搏杀,而改革家是在权力市场、思想市场上博弈。没有改革家为企业搭建市场的舞台,企业家也难以发挥作用。
 
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和转型经济来说,改革家精神可能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正是改革为企业家精神的涌现创造了土壤。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伟大成就。中国的改革家精神的内涵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实事求是,杜绝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具体工作中立足于客观事实,解决现实问题;二是思想开放,不故步自封和盲信盲从,善于听取各方面建议,具有较强的反思精神和纠错意识;三是与时俱进,敏锐察觉时代变化,改革的步伐要跟上时代的节奏,不能使制度成为时代的绊脚石。
 
归结为一句话,改革家要善于发现常识、总结常识,进而普及常识、落实常识。在尊重常识的基础上,尊重制度和人。
 
在改革的初期,改革家首先要承担思想启蒙的重任。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所谓“撼山易,撼人心难”。老一辈的领导者和经济学家,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更重要的角色是改革的启蒙者,常识的普及者。从“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走出来,转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过程并不容易,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复杂斗争。意识决定行动,思想上一旦想明白了,基本的市场规律和经济常识得到普及了,中国所谓的经济增长奇迹也就应运而生。
 
中国现在处于后改革时代,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但随着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变的越来越复杂,仅仅靠传统市场经济模式来进行资源配置的效果越来越弱,市场失灵的领域越来越多,比如社会上流行的“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比如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自然环境问题、社会思潮问题;比如新的国际关系问题,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如何重建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再比如国家统一问题。这些问题,比改革开放初期的“吃饱肚子”难题难上百倍。
 
这说明中国社会进入了更高的阶段,过去靠“一包就灵”的简单市场化方法已经完全不够,必须向更加高级、更加先进、更加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升级。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市场失灵了,而是市场的作用发挥不够,市场机制扭曲和异化了。市场是一个非常精致复杂的体系,配套措施和基础设施比如社会保障、法治体系这些软件设施,信息、交通和物流系统这些硬件设施,都是非常重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是,通过效率实现公平,通过公平提升效率。如果贫富差距拉的过大,市场经济也会失灵!
 
当前,中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国内外双循环新格局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在人口老龄化,要素红利和已有制度红利衰竭的各种压力下,如何重启中国经济的“第二增长曲线”,需要再次回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改革和改革家精神。
 
不过这一次的改革已经今非昔比,所谓的“改革的深水区”,是指改革的主战场已经从经济领域,转到更加复杂险峻的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需要一套完整的顶层设计图,需要新一代的改革设计师,更需要的是新一代的思想启蒙家。这是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时代赋予给中国共产党的下一个一百年的伟大任务、伟大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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