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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优秀的企业家,但在特定的转轨阶段、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更需要优秀的改革家。改革家精神是中国经济开启“第二增长曲线”的关键,他们承担着为企业家搭建一个什么样的舞台的责任:市场还是反市场,现代还是反现代。什么样的舞台上什么样的主角,唱什么样的戏。
 
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新的时代呼唤新一代的改革家。正如一百年前的旧中国呼唤拯救民族和国家危亡的革命家。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改革家身上的重担并不比100年前的革命家轻多少。中国能否顺利转型为现代社会,未来几十年很关键,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培养出新一代改革家。
 
上一代立下“丰功伟业”的改革家逐渐走下人生舞台。四十多年过去了,谁也抵挡不住生老病死的基本规律。好在仁者寿,那一代“为民请命”引领改革的老人基本都是高寿,刚刚仙逝的高尚全老人也是92岁高龄。看着一位位设计师远去,我们不免悲痛。但并不相信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改革的精神是有传承的。新一代改革家正在孕育和成长。
 
通过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规律,推动中国经济奇迹式增长的直接动力来自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这些企业既有国企也有民企。国企中也有企业家,也有企业家精神。但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呢?或者借用哲学话语来问: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第一推动力”是什么?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希望引爆的中国工业革命,为何只能在那个年代成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背后的第一动力是什么?
 
“第一动力哲学”可以无穷的追问下去,在这里我们只回答第一个层级,可能是显而易见的答案:改革开放。从纵向的对比来看,虽然是同一个中国,但是以1978年历史分水岭为“边境线”,1978以前是“计划经济中国”,1978之后则是“市场经济中国”。当然,历史的边境线绝非如此泾渭分明。即使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计划中国”与“市场中国”依然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冲突和割据。在这期间,改革一派小心翼翼的从马列著作中寻找词汇,为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寻找正统依据。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乡村实验到国企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个体户到股份公司、中外合资,这一切都是“市场中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摸着石头过河占领“计划中国”的渐进式过程。
 
当经济的舞台按照市场的方式搭建,政治家退到后台,企业家走向前台的时候,真正的好戏才开始精彩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像核能一样裂变,所谓“经济起飞”。因此角色大小不重要,关键是找到正确的位置。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中国的企业、企业家不容易,当初是冒着戴“投机倒把”帽子甚至是杀头的风险。但是幕后的设计师,改革开放的第一推手,我们称为的改革家,顶着更大的压力。可以说那个年代,每一位伟大的企业家、实业家背后,都站着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张瑞敏背后有俞正声,任正非背后有高尚全......当一封封诋毁企业家的举报信像雪花一样投到检举箱,当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质疑声、指责声指向尚还在襁褓中的海尔、华为,谁来为改革初期刚刚萌芽的成果辩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改革大潮中风风火火创业的企业家值得称赞,但点燃改革的火种并双手呵护点点星火的改革家更值得尊敬。
 
自从熊彼特发现并提出企业家精神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西方经济就将企业、企业家放到无比重要的位置。但在发展经济学范式内,在特定的转轨发展阶段,中国经济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异。第一,中国是发展中经济体,在落后的基础上推动经济腾飞,需要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扩张来实现赶超;第二,中国是转轨社会,从计划经济、农业社会、乡土中国向市场经济、工业社会、城市中国转轨,这个转轨过程本质上是基础设施(软件和硬件)重建的过程,是国家能力重塑的过程;第三,中国是大国经济体,地域辽阔,区域差异很大,东部和西部,北方和南方,在经济结构、文化理念、社会习俗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发达经济体多得多——这些问题更多的是结构的问题、体制的问题。
 
在特殊的转型发展阶段,社会的进步需要制度层面的“破坏性创造”,需要思想理念和认知坐标系的全面革命,此时改革家、改革家精神成为核心的转型发展动力。改革家可以看作是企业家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企业家精神里也包括改革和创新精神,冒险和担当精神。只是企业家在商业市场上搏杀,而改革家是在权力市场、思想市场上博弈。没有改革家为企业搭建市场的舞台,企业家也难以发挥作用。
 
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和转型经济来说,改革家精神可能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正是改革为企业家精神的涌现创造了土壤。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伟大成就。中国的改革家精神的内涵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实事求是,杜绝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具体工作中立足于客观事实,解决现实问题;二是思想开放,不故步自封和盲信盲从,善于听取各方面建议,具有较强的反思精神和纠错意识;三是与时俱进,敏锐察觉时代变化,改革的步伐要跟上时代的节奏,不能使制度成为时代的绊脚石。
 
归结为一句话,改革家要善于发现常识、总结常识,进而普及常识、落实常识。在尊重常识的基础上,尊重制度和人。
 
在改革的初期,改革家首先要承担思想启蒙的重任。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所谓“撼山易,撼人心难”。老一辈的领导者和经济学家,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更重要的角色是改革的启蒙者,常识的普及者。从“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走出来,转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过程并不容易,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复杂斗争。意识决定行动,思想上一旦想明白了,基本的市场规律和经济常识得到普及了,中国所谓的经济增长奇迹也就应运而生。
 
中国现在处于后改革时代,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但随着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变的越来越复杂,仅仅靠传统市场经济模式来进行资源配置的效果越来越弱,市场失灵的领域越来越多,比如社会上流行的“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比如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自然环境问题、社会思潮问题;比如新的国际关系问题,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如何重建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再比如国家统一问题。这些问题,比改革开放初期的“吃饱肚子”难题难上百倍。
 
这说明中国社会进入了更高的阶段,过去靠“一包就灵”的简单市场化方法已经完全不够,必须向更加高级、更加先进、更加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升级。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市场失灵了,而是市场的作用发挥不够,市场机制扭曲和异化了。市场是一个非常精致复杂的体系,配套措施和基础设施比如社会保障、法治体系这些软件设施,信息、交通和物流系统这些硬件设施,都是非常重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是,通过效率实现公平,通过公平提升效率。如果贫富差距拉的过大,市场经济也会失灵!
 
当前,中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国内外双循环新格局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在人口老龄化,要素红利和已有制度红利衰竭的各种压力下,如何重启中国经济的“第二增长曲线”,需要再次回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改革和改革家精神。
 
不过这一次的改革已经今非昔比,所谓的“改革的深水区”,是指改革的主战场已经从经济领域,转到更加复杂险峻的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需要一套完整的顶层设计图,需要新一代的改革设计师,更需要的是新一代的思想启蒙家。这是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时代赋予给中国共产党的下一个一百年的伟大任务、伟大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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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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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山东省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山东大学特聘硕士导师,中国企业家联合会特约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中心特约研究员,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新华社特约分析师、财新、雪球、格隆汇等专栏分析师,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多篇财经评论文章阅读量超过10w+,在业内引起较大的反响。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宏观研究中心主任,在美国尼亚加拉大学金融实验室、招商银行总行博士后工作站从事宏观经济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研究工作。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金融研究》、《江海论坛》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和会议专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财经评论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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