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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正在以一种超出预期的势头升值。这一次升值,与其说是不同国家主权货币相对价值的异动,不如说是后疫情时期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而这源于我们一直身处其中的全球“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直观的逻辑来看,这是后疫情时期,国际货币市场对以“防疫物资”为发行锚的人民币的一种肯定,今年上半年中国防疫物资出口增长40%左右。同时也是对疯狂滥发的美元的一种失望和担忧。很显然,各国疫情防控成果,也在为汇率定价增减分数。当然,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还无法动摇,但是人们似乎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如果全球化断裂,全球贸易除了基于人道主义的防疫物资之外,其它国际贸易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作为国家间贸易支付中介的美元还有多大需求?
 
如果脱钩引发中国经济内循环,那么原本大量需要美元作为支付手段的进口、企业投资、移民投资和出国旅游购物等消费需求,为什么还要兑换美元?反而那些急需防疫物资的国家和地区,更需要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这是防疫物资作为人民币发行锚的意义,虽然数量不是很大,但在货币定价的层面,却在边际和预期上引发变化。
 
与此同时,趋势在不断强化。不少持有美元的外贸企业则加大紧急结汇力度,避免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导致结汇损失进一步扩大。
至于金融市场和资本项下,现在对外比拼的可能就是货币发行纪律,或者是央行承诺的可置信程度。央行行长们早就发现,货币政策的关键是市场和投资者预期。覆水难收,泼出去的水如何收回来?宽松空间一旦用完,就很难再重新创造,除非经济真实强劲的复苏能吸收了过剩的流动性。而在当下时刻,能够坚守政策定力,为货币政策留下足够空间的可能就是中国央行了。数据表明,中美利差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居高不下。
这样,现实中,经常账户上防疫物资为主导的良好出口表现,叠加资本账户上不断走高并持续维持的中美利差,共同构成了人民币升值的“戴维斯双击”。理论上,则是购买力平价+利率平价模型的双重胜利。最近一段时间,美元指数与人民币汇率同时表现出强劲态势,这说明了人民币的升值,并不完全是因为美元弱势,而是她拥有了独立定价的能力。虽然这种态势可能并不会持续多久。
如果将汇率和利率管制也看做是一种国家金融能力,那么在这方面中国央行拥有的工具更多。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有足够的“安全边际”。当然,汇率风险并不仅仅意味着贬值,快速的升值也是一种风险。最近一个月中,中国的外贸企业在快速升值的压力下雪上加霜、不堪重负。
而在国际交易性金融资产市场,今年以来北上资金涌入已经超过千亿。大量涌入的热钱当然主要不是为了推动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而是为了博取短期的投机利润。这由此引发的人民币升值需要引起警惕。但是在国家间核心资产的配置竞争力比拼上,究竟是美国股市贵还是中国股市贵,这些可能无法用传统的估值模型来评判。但从价值投资的角度来说,一场轰轰烈烈的全球性科技股泡沫正越吹越大。没有办法,疫情防控期间,实体经济被处于锁定状态,流动性除了可以线上交易的二级市场外似乎也无处可去。或者说,无处可逃。
更深层次的,则是投资者和各国央行对当前全球货币治理体系的担忧——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未来在哪里。美国疫情防控不力给美国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多重创伤,美联储货币政策和财政赤字的过度滥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可能引发的重大不确定性,以及美国国家主义、孤立主义和去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公共品供给不足和治理真空,这一切都给美元体系的未来罩上一层浓厚的阴影:
 
旧的货币世界破败不堪、危如累卵,但新的货币世界却远远没有到来。美元、欧元和日元,这三大货币集团主宰的世界,人民币还有很远的距离。
 
因为从绝对意义上,决定货币价值的是货币需求,我们常说的背后的“货币之锚”。美元为何可以成为世界货币,各国主权货币之定价基准?无外乎其背后代表的真实权力和财富,进而强化为一种类似语言一样的公共产品和信念网络。二战后世界权力格局的交接,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建立,马歇尔计划的资本输出,以及后来的黄金美元、石油美元、粮食美元、金融美元和科技美元,都是美元地位无法撼动的基础。储备在国库里的美元,成为非美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里面的属于真金白银的“刚需”。
 
美元的权力之强大,即使在它脱离黄金储备体系,完全成为没有硬约束锚定的世界信用货币之后仍然不改。然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全球金融市场就进入了动荡的多事之秋。据经济学者们的统计,黄金美元体系崩溃后的三十年,全球各国发生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120余次。而之前到战后加起来都不到十次。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这段时间席卷全球的金融自由化。但是,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缺乏锚约束的货币发行制度,大多数时间内有滥发嫌疑的宽松政策,恐怕都难逃干系。
 
虽然可能是无心,但客观上来说,“无锚”美元似乎的确在一直输出“危机”。从拉丁美洲、墨西哥债务危机,到俄罗斯、东南亚金融危机,都与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向有很大的关系——美联储货币一收紧,代价是全球的金融动荡。这里面也有符合逻辑的理论解释,为了延续理论的一致性,我称其为美元的“新特里芬难题”:
 
全球金融自由化带来的快速增长的金融市场交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与美元受制于国内货币政策的矛盾。
 
简单的说,就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全球货币属性,与美元作为美国单一国家的货币政策工具属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元是世界的,但美联储是美国的——尤其是在美国右翼大回潮,特朗普美国至上的国家主义盛行之后,美元的这种矛盾更加明显。
 
除此之外,美元面临的第二个困境是,一方面在国内货币大放水,另一方面则在大肆执行重商主义去全球化。那么这些水漫金山的美元将流向何处?因去全球化导致的美元需求缺口靠什么弥补?
更深的层面,如果说美元霸权是全球化的结果,那么去全球化则是美元“自掘坟墓”。
 
疫情的发生进一步加剧了美元的这种困境。实际上,任何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都将面临这样的困境。而sdr、Libra、比特币等超主权货币,则离现实还很远。于是当美元体系出现危机,并没有强有力的货币可以替代——欧元和日元自身也是问题多多,大型货币集团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不同。
 
因而,与国际政治经济治理体系面临大断层一样,当美元体系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全球货币体系也将面临着重构前的混乱。当然由于美元体系的根深蒂固,短期内撼动其根基似乎还不太可能——并不是因为美元太强大,而是其它货币自己也不比美元更好多少。
 
汇率世界是一个相对论世界,在动荡不安的大变局中,我们应该摒弃传统的绝对定价观念。或许人民币面临的问题很多,但美元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在与危机赛跑的过程中,哪个赛道可以跑的更快?还是最终各国都拥挤的进入了同一个赛道——债务大爆炸与货币大宽松。这个赛道的终点在哪里,或许无人知晓。但世界货币体系的大变局正在发生,只是对于这些变化,大多数人还停留在传统的认知框架里。
 
(注:文中图片来自wind、中银证券、肖立晟宏观、招商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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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

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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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山东省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山东大学特聘硕士导师,中国企业家联合会特约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中心特约研究员,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新华社特约分析师、财新、雪球、格隆汇等专栏分析师,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多篇财经评论文章阅读量超过10w+,在业内引起较大的反响。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宏观研究中心主任,在美国尼亚加拉大学金融实验室、招商银行总行博士后工作站从事宏观经济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研究工作。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金融研究》、《江海论坛》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和会议专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财经评论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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