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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
 
每一个数字背后,包括更多的没有统计在内的,都有一个活生生的哀恸悲伤、生离死别。这一场史诗级的疫病,虽然现在仍然看不到尽头,但注定在许多年后,会成为历史沉重的一笔——即使那些数字,仍然会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轻的不值一提”、被人遗忘。这个五月时节樱花似火的城市,终将会以什么样的凄美,来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春天?把一城数不尽的悲伤,埋葬在残酷的春天里?
 
 
疫情还在持续,封城之后医疗资源奇缺,爆发的人群无法利用其它城市相对闲置的医疗资源,大国的空间斡旋效应发挥不出;社区和社会组织功能也因为长期原子化,短期内难以发挥自组织功能,不幸的人们只能用原始的方法自己去抗,以等待更多的“火神山医院”。城外相对幸运但又爱莫能助的人们,就像围观一场残酷的“病毒屠城”。当然,城外也不是围观者,同样身处其中,前途未卜之中,一样的命运,只是少了一些概率。
 
 
封区、断路、隔离,停工、停业、停航,在全国各地不断加码,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几近停摆。原本连在一起的命运,如今突然被这看不见的病毒,切割成了一个个孤岛,难以描述的支离破碎和憋屈。好在还有通讯设备,使我们还能遥远的彼此看见。但大多数人更愿意说,“别来无恙”,相见不如怀念。
 
第一次感觉,这个“假期”是如此漫长。在焦灼之中等待,在等待之中期盼。几乎每天半夜惊醒,都是匆忙打开手机,只为了看疫情数据:新增了多少确诊、多少死亡、多少治愈,就像战争年代忐忑不安的盯着敌我伤亡的数目,期盼着“我军”早日打胜,健康的阳光重新照耀大地。
 
从2003年非典,到今天的新冠,近十七年的时间,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最大的是,我们从农村涌向了城市,乡土中国变成了城市中国。城市是繁华的,有着各种各样的机会,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城市又是拥挤而脆弱的,都经不起一场严重的流感,外面的世界太无奈。“由川流不息的商人、官员和朝圣者所联结起来的繁华城市,既是人类文明的基石,也是病菌滋生的温床”(赫拉利,《文明简史》)。根据马尔萨斯的统计,那个时代的英国,大城市的死亡率(1:20)是乡村的两倍(1:40)(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对于中国来说,这几十年城市化的事实是,很多低收入人群背井离乡涌入城市,尤其是一二线大城市,不过是为了谋得生计和基本的生存机会。见过太多的人,因为在小城市和乡镇没有就业机会,只能拖家带口到大城市“漂”。他们看上去拿着几倍于家乡的工资,但在生活成本的压力下,实际上非常的脆弱,紧绷绷的现金流,经不起生活的一点风吹草动。且不说那些染上病毒需要自掏腰包的家庭,就是重疫区外的一般工薪阶层和个体户,若疫情再持续一个月,两个月,不能正常开工,无法按时获得收入,将有大量的城市边缘群体、低收入阶层、高债务人群,走入艰难的“破产境地”,成为这场灾难后的“疫情致贫人群”。
 
 
所以,病毒如果不能及时控制,正常的经济活动无法快速恢复,城市贫困人口数量肯定会上升。这对“基本消灭贫困的2020年”,无疑是一盆残酷的冷水。西西弗斯的石头,推上去又滚下来,英雄的悲壮,现实的残酷,有些行为的无厘头,真的是“人间不值得”和生活“太南了”。
 
此刻的经济研究应进入紧急的“疫病经济学”框架,除了关心那些宏观的加总数据,更重要的是要看到那些花落无声的人群和角落。他们在这个庞大的城市,但又不属于这个城市;他们默默无闻的为这个城市付出,但稍有变数就会被抛弃。这场疫情风暴,正在猛烈的冲击着他们本就孱弱的生存状态。主要来看,以下这些劳动群体在疫情中最容易“返贫”(包括但不限于):
 
缺乏社会保障容易因病致贫的低收入染病人群。本来收入就低,确认感染后需要隔离治疗,就算治疗成本不自己承担,其它成本也会提高家庭负担,而且治愈后还可能损害劳动能力。对于收入主心骨因病逝世的家庭,更是直接导致贫困。
 
主要靠计时薪酬取得不稳定收入的人群。比如家政、出租车司机、修理工等,因为疫情期间业务基本停止,所以这个期间没有收入。对于向公司租借生产和运营资料的工种,比如从租车公司租赁出租车和网约车的司机,不仅没有收入或者收入锐减,如果还在合同期内,还需要继续向租车公司缴纳不菲的租赁费用。单纯依靠劳动力或技术的“轻资产”行业压力相对较少,但也损失了较大的服务收入。
 
无法经得起长时间停工停业的小企业及临时就业人员。大部分中小企业没有足够的资源冗余,可以用空间置换时间,基本撑不过两个月,缺乏稳定的上下游供应链关系,主要依靠临时项目取的收入的企业更是如此。没有建立长期就业关系的就业人员,也会在这段时期停发收入甚至解聘。据估算城市中该类就业人群不在少数,尤其是社保新法颁布以后,小企业被动采用这样的临时项目模式规避人力成本,形成了较多的该类型就业人群。
图源:微博
 
小本经营的私人企业主或个体户。没有社保和固定收入来源,需要人流导入计件和灵活订单的小商小贩、小型餐饮、理发店、小型教育培训和文娱机构、农村小型养殖场和小型项目承包企业等类型,疫情解除之前以及之后一段时间,都很难有收入来源。他们如果没有足够的积蓄,或者借债经营,非常容易因为资金链断裂成为贫困人群。
 
 
高生活成本负担的单人就业低收入家庭。如果家庭有一个和两个小孩,全职主妇,只有一人在外打工赚钱,可能更容易因为这场疫情的生意清单、收入降低、负担加重引致贫困。
 
 
高债务负担或债务偿付能力脆弱的个人或家庭。居民收入支出结构和家庭资产负债表的研究表明,人们往往按照即期的收入现金流来制定债务和借贷计划,加上最近几年房价高企、利率降低和刚性需求,家庭杠杆率和偿付负担越来越高。在这种家庭现金流量趋紧和家庭资产负债表越来越脆弱的情况下,疫情导致的家庭收入降低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疫情持续时间长了会让那些高债务负担的家庭因违约破产陷入贫困。
可能会遭受疫情致贫的,当然不限于上述这些人群,庞大的中国经济还有很多看不见的角落。建议各地政府和社会,除了凝心聚力打好这场病毒攻坚战外,还要关注这次疫情对容易致贫人群的冲击,制定合适的经济保障政策共度难关,包括专项失业保险基金,专项低息无息贷款,小微企业救助基金,债务展期或减免,低收入人群生活品定向发放等。可能政府政策的些许帮助,对某些家庭来说就是救命稻草。不能让前期的扶贫攻坚战因为这场疫情功亏一篑。
 
 
生活是具体的,再宏大的画面也是由一个个微小的像素组成。不要觉得一两棵小树的夭折对整片森林没有影响,也不要认为整个社会只有金字塔中上层构成,中国经济的新时代画面也不仅仅由高楼耸立、富丽堂皇的国企和大机构构成。那些小商小贩,那些为生存而奔波的低收入人群,他们卑微坚韧默默无闻的为整个社会的运转做着贡献。当风暴来临,疫病蔓延,需要社会屏息静心倾听他们无助微弱的呼求。衡量大国崛起的,不是重器巍峨、灯火辉煌、话语铿锵,而是让最微弱的个体都能感到安全、看到希望、听到回声。这或许是这场疫情,带给大国治理现代化,最重要的反思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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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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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山东省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山东大学特聘硕士导师,中国企业家联合会特约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中心特约研究员,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新华社特约分析师、财新、雪球、格隆汇等专栏分析师,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多篇财经评论文章阅读量超过10w+,在业内引起较大的反响。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宏观研究中心主任,在美国尼亚加拉大学金融实验室、招商银行总行博士后工作站从事宏观经济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研究工作。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金融研究》、《江海论坛》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和会议专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财经评论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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