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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根据赵建教授在厦门国际银行“未来银行业风险趋势及应对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有增改,西泽研究院研究员王嫄整理。
 
一、银行风险管理进入“宏观时间”,广义资产负债表管理要打造“双核”体系
 
二、宏观滞涨是商业银行未来几年最大的考验,风险管理的根本目的是创造价值而不是一味退避
 
三、债务型经济对银行来说是“双刃剑”,未来两年银行需要对极端风险事件做好预案
 
四、工业化、货币化叠加退潮和中美关系深刻重构下,商业银行面对的风险将是长期的,这将带来整个金融产业链的重构(破产、重组等)
 
五、信用衰退与风险轮动下,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几个关键点

一、银行风险管理进入“宏观时间”,广义资产负债表管理要打造“双核”体系
 
经济下行期,谈论商业银行的风险趋势十分必要。银行本身对周期很敏感,而且最近几年敏感度越来越高,以我个人的银行从业经历来说,近十年间经历了大约两个中小型的风险周期,每个周期往往都是从信用违约开始,一直传导到流动性危机(钱荒)和市场风险,期间的风险轮动与我们的宏观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为早就看到这些,尤其是看到监管趋势的新变化,前些年我在银行做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就一直强调银行需要做一件事,即建立一个广义的资产负债表,以对冲整个盘面风险的一种管理模式。这个广义资产负债表就是要统筹表内外、银企间;打通宏中微、人财险。
 
因为现在资产负债的联动,资产之间交叉的风险板结,尤其是负债之间的流动性板结,对宏观行业的敏感性越来越大。广义资产负债表本质是我们的管理会计,我们的“资产负债管理+全面风险管理”,“资负部+风险管理部”作为“双核”放到一起的一种管理体系。
 
诸位应该都能够感受到最近十几年间风险轮动,连续出现的各类次生与新生风险,不仅仅是信用风险本身。在座的有很多来自研究部门的小伙伴,可视此为一个重大课题展开相关研究,包括如何通过风险管理驾驶舱来进行有效应对等。现在我们快速进入第一个观点,即银行风险管理进入“宏观时间”。
 
第一,我们做银行风险管理都知道,在过去主要面对的风险是信用风险,只要将信用风险管理妥当(不良率)就基本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现在,我认为大家所面临的的主要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以及市场风险。尤其是几个重大事件接连地发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包商银行被接管之后,你会发现同业间某块区域的流动性变得很紧,同业信用一旦打破央妈的刚兑,大家便逐渐形成对于风险的一个全新的认识。风险本质上是唯心论的,但信念的形成有市场传递的客观信息作为基础。
 
央行基础货币在同业间的传导存在着一个分层,其影响需要引起我们的持续关注。流动性风险本质上是你为了借助高成本而不断损耗自身利润的风险,是钝刀割肉。我们看到类似2013年6月钱荒的极端事件,最近几年并没发生,但是只不过是变成了“温水煮青蛙”的形式,是流动性成本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对于利差的持续损耗。
 
第二、实体-信用双衰退(叠加出清)的时间,银行需要回归经营风险的本源。正如前面提及到的,当下我们现在又面临一个经济周期的下行。未来,我们面临的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周期和信用周期的双衰退。这可能导致我们银行面临一个更大的、前所未有的风险。但同时中国的银行又不一样,我写过《新旧银行三部曲》,很多银行干的是财政,二百多万亿的M2,二百六十万亿的资产,还得靠我们银行来经营。央行和银行都不敢缩表,通过各类资产撑起来补缺口,M2仍然有8%的增长,说明我们的银行具有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就是通过大财政的逻辑来进行行业与资产配置。所以,经济下行周期,提前理解“金融财政化”的银行活的相对好一些。
 
第三、在这个时间,银行管理者需要重塑一张风险免疫更强、更加健康的资产负债表来“过冬”。如何建立一个广义的资产负债表?我的建议是从我们的计财部(资产负债管理的角度)出发,重塑一张面对经济周期下行和监管趋势变化的广义的资产负债表。这张表让你站在风险管理委员会、董事会的角度去审视你的资产负债配置以及你整个创造价值的业务,对于整个宏观经济、对于所在区域风险的对冲能力与免疫力。
 
第四、在实操层面,商业银行需要建立一个可视化、场景化、立体化的,基于金融科技、总分支行联动的风险管理驾驶舱系统。这个驾驶舱需要人和科技的结合,需要根据不同银行的业务结构和区域特征定制化的来打造。其实关键的是组织的再造,因为商业银行的风险不是独立的、板块化的,它渗透在银行的方方面面,需要建立一个“防风险”统战体系,让客户经理也是风险经理。
 
二、宏观滞涨是商业银行未来几年最大的考验,风险管理的根本目的是创造价值而不是一味退避
 
上面提到,近些年和过去有许多不同之处。其实次贷危机之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宏观敏感性就越来越高,各种新生、次生风险丛生。最大的风险还是监管环境的变化。我还记得2016年下半年金融严监管开始之前,高层发表“树长不到天上”来批评影子银行时,很多商业银行还看不清楚具体形势,仍旧高歌猛进加杠杆。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看到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去杠杆和严监管。权威人士话音未落,下半年央行就把利率迅速打上去,很多银行前些年依靠利率下降加杠杆赚的浮盈,很快就被抹平了。银行赚央妈的钱赚惯了,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科学的头寸防御体系,错配、加杠杆、拉久期做的太猛。
 
最近三年,除了严监管压的喘不过气,因为很多表要调,受到宏观事件驱动的风险也愈发增多(中美贸易摩擦等),比如整个市场风险判断都在紧密关注Donald Trump的推特,感觉客观的经济世界似乎消失了,金融市场完全是前所未有的消息市、政策市。
 
聚焦国内,宏观安全边际收紧的时间,风险交叉传染度越来越高。2018年股权质押爆仓本质上就是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的三维交叉感染形成的恶性螺旋。我在《中国经济的“安全边际”还有多大》中提到,稳增长要保证GDP不破6%,但从各个子动力拆解比如三驾马车来看,保6还是有很多困难的。一旦破了,随即而来的可能是更高的风险溢价。
 
层层拆解来看,6%的动力可以依靠真正的,具有韧性的真实的内部需求,恐怕还是房地产和净出口。你会发现,即使在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出口仍然在支撑我们的经济增长。而基建投资在众多政治、财政约束的背景下很难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动力。加之信用周期衰退、商业银行风险偏好降低、对影子银行监管趋严、环保治理、货币政策调整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摆布的空间越来越小。现在来看,监管政策会有结构性纠偏,但总体趋严趋势应该不会变。监管约束的调表活动还要进行,需要统筹表内外,以及重大客户资产负债表与银行的关联。最近几个月,又有几家大型民企违约,并牵连出一大批,这个感觉非常可怕,需要我们做风险排查。
 
国际层面,全球都在降息,新一轮货币宽松已经来临。但中国央行的降息节奏相对较慢,这就相当于大家都在后退一步的时候,中国央行原地不动只加了几个bp,相当于变相地加息。现在猪周期让央行陷入货币困局,滞涨的风险非常大。十几年了中国的商业银行没有遇到过滞涨的宏观环境和监管环境,下一步怎么走?如果央行不能把名义利率降下去,不仅违约的越来越多,负债敏感型的银行的营收也会受到影响。现在降息是利于银行营收的。
 
我更担心的是,部分区域经济风险非常大,某些领域的重大风险事件频频发生,最终形成一系列风险板块,对我们的资产负债表造成重大冲击。我们的诉求是要可持续地科学地发展下去。对于银行来说,最大的风险是经营不善所带来的(利润下降)的风险。所以,我们今天谈风险管理的根本目的是RAROC最大化,不是完全消除风险,而是经济资本(风险成本)的集约化配置,这是一件特别迫切、极为重要的,需要我们在座研究人员去推进的事情。
 
三、债务型经济对银行来说是“双刃剑”,未来两年银行需要对极端风险事件做好预案
 
现在我们的宏观分析与过去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现在鲜有人用美林时钟这类平面、二维的基于实体经济的分析工具。因为现在债务问题是驱动经济的主要力量,现在经济是债务型经济,它不是常态,但有存在下去的理由,但这种存在与经济的一般状态不一样。
 
 
如图所示,整个人类的发展存在一个数学上的背离:线性和指数型的背离。在马尔萨斯时代,生产函数里要素只有劳动,基本没有资本。人口增长的规律是指数型的,与线性的资源形成对比会形成一个根本性矛盾,即资源总会在一段时间后跟不上人口增长带来的需求。所以仅能残酷地通过战争、瘟疫,激光等手段来调整人口,以适应周期变动。
 
工业革命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马尔萨斯陷阱看上去消失了,但如果看看一战和二战的话,其实都没有消失。类似的,进入现代文明时代,一种新的背离出现了,那就是指数级的债务增长与线性的资源增长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理解当前经济的一个不同之处。我们看到当前全球债务高达260万亿美元,负利率债券突破17万亿美元。由于银行本质上在经营负债,负债型经济反而成就了银行,所以才看到当前最赚钱的是银行业,中国上市银行的利润占了整个上市公司的半壁江山。所以现在银行反而成了一个顺周期程度并不高的一个行业。
 
但是债务型经济会持续存在下去吗?面对当前实体经济与信用周期双衰退,当我们出现负利率的时候,银行应该如何应对?当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债务周期到顶的征兆,比如小型银行经营困难,大型民企债务违约,流动性波动越来越大等等。
 
 
按照美国的降息逻辑,再过一年之后就要进入负利率,到时中国的金融系统怎么办?当前中国的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扣除通胀后,已经等于负。当名义负利率也出现的时候,银行的管理、会计等系统有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当下又需要作出哪些改造?全球流动性风险会对银行产生哪些冲击与影响?
 
对中国来说,整个经济缺的不是资金,是资本和信用,看看当前“明股实债”的普遍现象,这些我曾在文章《诸神的黄昏》中提及,其形式包括但不限于GP-LP对赌协议、强制回购条款、假PPP、股权质押、债务型资金注资提高资本充足率,杠杆收购(保险公司发万能险收购股权)等。其中,股权质押爆仓就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连锁反应、交叉感染的一个典型体现。
 
 
如图4所示,债务型经济的快速膨胀,包括AB和HR在内就是在“编织这场游戏”,理论上可以无限膨胀下去。为什么债性的资金不能充当资本?这是个常识,需要深刻理解资金、资产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时间关系,不做展开。总之,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债务环境,倘若我们完全依靠债务注入来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这将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四、工业化、货币化叠加退潮和中美关系深刻重构下,商业银行面对的风险将是长期的,这将带来整个金融产业链的重构(破产、重组等)
 
中国建国70年,有一条主线是贯穿两个阶段的,那就是工业化。甚至三个甲子年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引爆工业革命。这个工业革命后来看上去是改革开放引爆了,但是实际上前面三十年甚至百年都有铺垫。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的这近百年,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主要是在处理两个大国关系展开的。
 
中苏关系可以看作从1918到1958的40年,中美从1978到2018贸易摩擦也是40年。当年苏联脱钩一点不比现在轻松,我们现在的工业化基础很多是依靠苏联给建设完成的。现在谈中美脱钩,那时是中苏脱钩,非常严峻,156个项目,几个亿美元的支持,大量专家团队等一系列资源陆续撤出,这些在那个时候对中国来说的影响非常巨大,也从深度与和广度上影响到了我们的后续建设发展甚至社会走向。
 
研究大宏观,要清醒的认识到,当前是社会主义新时代,与过去邓小平时代,有传承,但也有发展。在政策研究上一个巨大的迷思,是从18大到19大的语境体系的变迁。这其中的逻辑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思考,才能跟得上整个政策变化的节奏。说到底是从高速度到高质量的发展,这从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现实中可能低估了转换的难度。
 
 
美国的困难也很多。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主义右翼大回潮是导致的它的金融资本崛起和产业空心化的直接原因,当然根本原因还是经济和产业内在的,也就是我们现在同样面对的工业化退潮。总的来说,从那时起美国的资本不是依靠在美国当地建厂雇佣工人做产业来赚钱,而是依赖于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来赚钱。这里的一个矛盾就是,虽然资本可以全球流动,但是他的劳动力(蓝领工人),他的底特律,它的五大湖的钢铁地区没法全球流动,所以就造成一个巨大的收入差距。现在美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到了一战以前,它的收入差距现在已经超过了历史新高。
 
这直接导致选民们选出了Donald Trump,与建制派不一样的总统。从政治学原理上来说,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它必须有个假想敌,倘若没有的话对他自身而言是很危险的。当苏联解体到恐怖主义消失后,本来是将中国当为假想对象,但是随着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中美又忙着联手对抗这个“外星人”。我们看到2016年全球经济回暖以后,加之美国大选愈发临近,结合种种因素最终爆发两国贸易摩擦。这里面有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宏观背景,我们干银行的人必须得理解这些,得理解并知道这些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整体银行战略与风险管理也一定会有所不同。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中国面临经济实体-信用双衰退(图7);时间轴上,你会看到我们的GDP增速为什么到6%非常危险。一般地,当你的GDP的增长率低于平均融资成本*杠杆率(假设其他变量不变)的时候,GDP增速接近社会融资成本,经济黑洞形成,你的发展的成果都要交给债务,所谓的债务黑洞。换言之,也就交给金融资本。
 
横向来说,现在只有这条居民的杠杆这条线,非常无奈地向上走,整体都是呈现衰退的迹象。美国现在的信用周期相对来说没到末端,它的居民和企业由于权益市场好,股市接连创历史新高,所以可以加杠杆的空间还有。而中国债务周期的本质是工业化浪潮和货币化浪潮的末端叠加,正在面临工业化和货币化的双重退潮。美国的1970s,日本的1990s,都是宏观动荡+微观风险频发的时间。
 
 
第三波工业化浪潮以重工业为主;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巨大的产能过剩,虽然供给侧改革通过有形之手把产能打下去了,但是第三波工业化浪潮在衰退。第四波工业化浪潮是以信息经济为主的,这些新兴产业力量还没有完全崛起,作为独立的增长动力登上历史舞台。它是轻资产的行业,所以也没有那么重的资产负债表,这是我们经济中“阳”的一面。“阴”的一面就是货币化进程或者说债务化的一面。我们总共经历了六个阶段的货币化过程(图8-2),说到底就是我们银行把信贷做在哪就在哪创造货币。现在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从次贷危机之后,我们的货币化距离实体经济已经越来越远,现在可以自组织、自生长、自膨胀了,这是系统性风险的表征。
 
如果说基础货币的货币化,过去是靠外汇储备,是靠我们中国的血汗工厂劳动人民创造的外汇来供给基础货币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的基础货币的创造主要是靠金融债权。另外,因为风险偏好的下降,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信贷资源配置到地方平台、非银金融、房地产等领域。到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金融系统出现了很多很多很多问题,对标美国与如日本的话,美国去年是一个比较有韧性的衰退,信用周期伤害没那么大,因为他有强大的股票市场。而日本是资产负债表的衰退,二十年信用周期躺在地上,而且现在杠杆率还是世界前茅。
 
五、信用衰退与风险轮动下,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几个关键点
 
我们如何研判信用周期和实体经济的探底和复苏,可以观察信用的三个还款来源,第一还款来源:经营性现金流;第二还款来源:资产性现金流;第三还款来源:筹资性现金流。
 
宏观层面来看:(1)第一还款来源是自我造血,主营业务收入获得的现金流;(2)第二还款来源是处置抵押品获得的现金流,主要是房地产;(3)第三还款来源要靠借新还旧。按理说,第一还款来源(经营现金流的营收)是最好的;第二块,你没有营收或财务不好看问题也不但,有抵押品房地产,还有其他一些抵押也可以;第三个筹资性现金流,也就是你没有营收现金流也没有抵押品,但是我相信你出问题会有外面的筹资性现金流注入。
 
信用风险管理的一般原理来说,我们应该首先青睐第一还款来源,也就是主营收入尤其是未来营收的前景,这需要较高的专业能力,需要付出较多的劳动,比如给农牧企业授信需要到农场去数鸡鸭牛羊。所以银行比较青睐第二还款来源,也就是房产、上市股票和标准化设备上等,所以他们说现在的银行很像砖头银行或者典当行。
 
在这里,我想说的重点是,作为第三还款来源,作为最劣等的一种信用,一般来说银行不会根据它来进行授信,但是这个竟然在中国占比很高,或许就是中国特色。一般人不会相信,银行会将信用压在第三还款来源上,但是在中国有差不多50万亿靠的是第三还款来源创造的信用,就是地方平台。城投、各种开发公司,本质上就是个事业型单位,它不是生产性单位,没有主营业务收入,它的信用依靠的是银行相信国家不会让它违约,也就是刚兑。我们将信用创造的重点放在这儿,那么这个风险就非常大。通过前期调研和积累的历史数据初步判断,地方债尤其是县级平台隐性债务,可能成为明年重要的破刚兑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很多省开始专门招聘金融专业的副省长来进行债务拆弹。所谓的防风险攻坚战进入关键阶段。
 
前面说股越来越像债,现在同时债也越来越像股。现在,有些地方平台地方债平均期限竟然能到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一笔十年的贷款,真正干银行的人你敢贷吗?它到底是属股还是属债呢?一旦出现风险,还会挂账、展期、债转股,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这一块日益僵化。如果从刚才提到的货币创造原理来看,这是你创造M2的锚或发行准备,当你资产端出现恶化或者不良的时候,你应该回收M2(不良资产核销)。但是中国大概有几十万亿的M2没有核销掉,那么也就是说他发行准备已经烂了,但是又不想让其市场化出清,于是在银行的负债端仍然有大量的M2,这是真正的货币超发。
 
 
我们简单总结下债务周期衰退的五大表现以及我们的应对法测:
 
Ø 流动性波动和分化都在加大,我们需做好流动性管理,降低负债成本。
 
Ø 信用违约风险陡增,信用风险依然是主导风险,不宜过分激进。提高大数据风控技术,更加深刻洞察客户风险。
 
Ø 加不上的杠杆,债务偿付率提前下降,需要注意居民企业资产负债表衰退风险,市场风险提升,损失率提高。注意地方平台风险。
 
Ø 衰退的货币与资产负债双荒,全面管理好广义资产负债表,在流动性、风险溢价和规模扩张(不缩表)中保持平衡。
 
Ø 通胀恶化,监管趋紧,资本品价格疲软,需要注意房地产风险。
 
其实我最想说的还是我们的顶层设计。我们在座的很多研究部的高层,你们需要引导大家,自上而下的去更新、升级、迭代大家对风险的认知。风险管理的根本是追求MAX RAROC(股东价值的最大化),遵循经济资本配置的规律。银行就是经营人、财、险的。一个好的风险管理是能够渗透到客户经理层面,让客户经理自觉承担起风险经理的责任,总分支各条线建立起最广泛的风险管理统一战线,同时又不影响业务的发展,这个很难,本质上是如何理解RAROC。所以我们的投研体系和IT系统特别重要。在这里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多维的呈现,它更多的存在形式是非线性的交叉风险,比如说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之间,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之间,尤其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同业之间交易对手之间的风险。
 
大动荡时间,特别需要注意交易对手风险。你会发现很多人说做空,举个极端的例子,当你交易对手都倒闭的时候,你就没法交割了。例子虽粗暴,但是足以说明说明交易对手风险极大的这样一个简单道理。另外总分行之间的博弈,我觉得很多分行的不良就是因为业务发展为先,先赚绩效,以后爆发的风险留给总行。这个特别类似当前地方政府对中央的博弈。
 
关于未来一年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流动性风险,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大家需要特别重视的。信用风险再高,短期内也不是大问题。换言之,信用风险是慢性病,资产负债表恶化,但不会立即死去,这是第一点。短期致命的问题有两个:(a)极端的恶性的流动性风险(挤兑、蔓延)(b) IT系统风险。当然流动性风险有两个表现,一是钝刀割肉,高价拆借导致的利润受损;二是突然失血,恐慌造成的挤兑危机。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包商事件后流动性波动明显加大。需要注意的是,重大风险最终大部分都会传染到流动性风险上。从宏观上来看,政策层的宏观刚兑和久期拉长,只能将信用风险异化为流动性风险。这对过度依赖批发性融资的小银行是极大的挑战,这更加需要银行重塑一张更加坚实的广义资产负债表,这张表的规模可以不大,可以不太赚钱,但是能熬过寒冬。
 
最后,我们需要落实到对风险调整资产收益率正确的认识。如何通过我们的广义资产负债表来提高我们的RAROC。风险管理的目标是为商业银行创造价值,目标不是不良率最小而是RAROC最大。首先,信用风险一定要有抓手(贷前计算,不良率不等于损失率。抵押不是唯一的抓手)。其次,转移信用和利率风险,预测利率趋势建立缺口方向;再次,有效地对冲市场、利率、汇率风险(利率与汇率衍生品;基础资产远期与期货;错配与基差管理等)。最后,摊销信用风险,把有毒资产作为风险成本分期递延,逐渐消化,空间换时间。
 
最后,存量市场竞争的时代,必须用数字化管理来提升集约化水平。要有风险管理创造价值的理念。所以,在宏观动荡的时刻,我们要建立一个基于管理会计加全面风险管理的风险驾驶舱,每天都能够可视化、精细化、实时性的进行风险管理。这就需要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方法在广义资产负债表管理中的应用,这是凛冬时间商业银行的存活和制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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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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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山东省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山东大学特聘硕士导师,中国企业家联合会特约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中心特约研究员,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新华社特约分析师、财新、雪球、格隆汇等专栏分析师,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多篇财经评论文章阅读量超过10w+,在业内引起较大的反响。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宏观研究中心主任,在美国尼亚加拉大学金融实验室、招商银行总行博士后工作站从事宏观经济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研究工作。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金融研究》、《江海论坛》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和会议专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财经评论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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