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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和制度的尊重,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宝贵的精神资源

文 | 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
目录
一、改革的原生动力是解放思想,是社会认知和信念结构的变迁
二、改革开放的“笨办法”:大胆试错,放权让利(承包制),调动个人积极性
三、公私经济之争的背后:红利VS负债的代际转嫁,先富VS后富的机会冲突
四、历史关口的三大任务:分配侧改革、激发国有资本活力与构建现代财政体系
五、七十年家国兴衰,历史给予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资源是什么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一旦遇到外部压力,就会激发内部“张力”。中美贸易战的外压下,公有和私有经济的国进民退大讨论,五十人经济论坛的“百花齐放”等,似乎重回四十五年前的“两个凡是”之辩,三十五年前莫干山会议的“市场和计划”之争。虽然驻足在此刻,感受不到今天这份思潮碰撞的历史份量,但是几十年过后,可能会发现也给中国的历史进程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实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影响远不止于奇迹式的经济成果,还有巨大的精神资源。这些精神资源不完整的总结起来,那就是对制度和人的尊重。这一点,计划经济是迷失的。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深刻的总结和坚决的继承。这是七十年家国兴衰几代人的制度实验得到的“国家无形资产”,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思想的应有之义。
 
一、改革的原生动力是解放思想,是社会认知和信念结构的变迁
 
面对现实问题,很多人总是急功近利的求解决方案。实际上,解决方案一般并不难,很多问题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难的是谁来执行,执行的意愿和决心。比如大家都知道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是改革,但是依然阻力重重,根源就是缺乏对改革的真正理解以及无法形成共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的集体认知水平,决定了改革开放的纵深。否则,所有照搬来的正式制度都会变形。
 
改革的本质是一种制度变迁。对制度变迁的理解,很多学者把重点放到显性的组织模式、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正式制度上,对信念、认知、意识形态、社会思潮等隐性变量和非正式制度,缺乏足够的认识。实际上,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诺斯,在他的专著里重点的描述了社会的信念和认知结构,及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虽然制度变迁过程中有很多技术层面的设计,但保证改革不变形、不走样的根本还是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平。
 
回头看四十年前改革开放,历史转折点早就在1978年之前就开始孕育。1976年的“两个凡是”之争,实际上是在点燃集体潜意识里面的改革开放“星星之火”,由此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报纸和新闻上左右争论辩论的过程中,全国人民围观以及大部分知识分子参与,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平。
 
因为从制度变迁动力学上来说,改革当时面临的最大羁绊是意识形态。事实已经证明计划经济行不通,剩下的就是先“破心中贼”,再破“山中贼”。即使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的快车轨道后,每年的左右之争依然非常激烈。如同邓力群所说的,逢双年“右”占上风、逢单年“左”占上风。当农村改革的成果、国企改革的成果依次显现后,就为改革派的思想和认知奠定了事实基础,理论-事实、思想-行动之间形成了相互强化的正反馈,社会认知和实际绩效之间相互支持,最终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当然中间也有波折,但是邓公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设计师,还是改革开放的“营销家”。88岁高龄南巡讲话,依然在为突破思想束缚建立改革的信念结构而努力。
 
二、改革开放的“笨办法”:大胆试错,放权让利(承包制),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
 
改革初期实行的农村承包制,实际上以前都采用过,只不过政治运动将这种做法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而被禁锢。小岗村村民冒着杀头的危险进行制度实验,结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之后家庭联产承包就在全国开始复制。可以说迄今为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改革红利释放最多的成果。
 
一包就灵,承包制的做法开始复制到城市。说到底就是经营权的部分下放,责权利有了界定和约束,人的积极性就发挥出来了。之后权利进一步下放到乡镇层面,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放权让利,这么简单的做法,却充分调动了积压在每一个个体上的效能,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勤劳一单激发起来,神州大地就是一片热火朝天。
 
这些放权让利在初期只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的边际调整,整个产权体系——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效能,并没有进行有效的界定和激励。也就是只是使用权的部分让渡,在所有权上并没有完成“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现代产权制度设计。即使是后期的国有企业改革,物权法等法律体系的相继出台,依然没有完全解决所有权问题。这种残缺产权的设计,可能是“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的社会主义经济内在不稳定性的微观原因。
 
承包制进一步应用到了财政领域。分税制改革重构了央地关系,中央的再分配权力增强,拓宽了全国调配资源的权力空间。地方政府也有了清晰的“盈利模式”,并获得了土地转让金的使用权。于是,轰轰烈烈的房地产开发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继而以土地为信用依靠商业银行创造广义货币,从另一种意义上加速了中国的货币化进程。
 
增加对外开放并加入WTO造就了近十年国运。由外需订单拉动的出口导向型产业集群形成,中国制造遍布全球。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对基层和个人积极性的调动和激发。而这一切,在壁垒森严秩序井然的计划经济体制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个体为了追求私人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这需要游戏规则的健全,以及每个人对制度和契约的尊重。政府尊重个体,个体尊重制度,这是现代经济应有的闭环。
 
三、公私经济之争的背后:红利VS负债的代际转嫁,先富VS后富的机会冲突
 
放权让利,产权权能的边际释放,激发的是生产要素的巨大潜能。而在生产要素方面,人口由于存在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满足了经济起飞的刘易斯条件,即具有满足工业化要求的缺乏供给弹性的劳动力资源。且由于伴随着相对滞后的市场化改革,生产要素的定价被人为压低了,包括劳动力工资,高储蓄率下的管制利率,自然环境,以及一级市场中的土地(政府为招商引资低价转让)。这种由于生产要素成本价格偏低而从供给侧引发的经济快速增长效应,称为红利经济。
 
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刘易斯拐点远去多年;高储蓄率也在慢慢降低,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已经到了不得不治理的境地;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泡沫,大大抬高了土地成本。这一切都需要进行修复和回补,红利经济,让位于“负债”经济。
 
养老金亏空,房地产依赖症,地方债风险,环境污染,都是需要付出社会成本进行治理。过去依靠红利经济积累的财政资源,由于缺乏现代财政体制的护航,可能并不足以实现从红利经济到负债经济的平滑。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强财政能力。然而如何增强,不外乎提高税率,扩大税基,发行债务或铸币税。过去由于税收能力所限,向劳动力征收了过多的税费金,但向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征收的偏低,没有形成一个逆周期的累进税收体制。因为向劳动力征税相对简单,向资本和财产包括房地产征税相对困难。摸着石头过河,先选择了简单的事情。
 
然而,发展中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尤其是中国要实现红利经济向负债经济的代际转嫁,就必须建立高效率的财政系统,以弥补养老金亏空(社保新规就是这个考虑),摆脱土地财政,治理金融风险和环境污染。如果建立不起来,另一种极端的方法可能就是扩大国有化,从产权的属性上扩大财政来源。尤其是在地方债透支了国家信用的情况下,唯有从权益角度下功夫。也就是,当前的再国有化或国进民退,不过是政府在债务型融资已经受到高杠杆率约束的前提下,在权益端进行的调整而已。况且在负债经济体系下,民营经济的确受到成本端冲击而难以实现盈利,除非进行产业升级抓住技术红利的下一个窗口。
 
除了红利效应,改革开放的另一个效应是先富带动后富的示范效应。这是一种效率导向的经济,实际上改革开放四十年基本上都是效率导向。这个导向激发了经济的活力,但是牺牲的是分配侧。主要由于机会的差异,收入差距急剧拉大,尤其是随着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和金融业的快速发展,贫富分化已经上升到了一个临界阈值。很多学者通过测算灰色收入和财产等,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因此贫富分化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如何解决,也需要财政系统做出高效率的再分配。然而在现代财政体系建立以前,这些都非常难实现。
 
因此当前财政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大。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再国有化,全额缴纳社保等问题,不过是为了解决红利经济向负债经济转移过程中的历史亏欠,以及先富和后富甚至不富者之间的矛盾。但是,这需要长期的安排和过渡,不能形成财政的悬崖峭壁,将原本就非常困难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拉入绝境。
 
四、历史关口的三大任务:分配侧改革、激发国有资本活力与构建现代财政体系
 
中国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一次深刻的供给侧改革,是对劳动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对商品和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尊重和认可。即使在双轨制改革过程中发生的高度通货膨胀,也是来自供给侧价格机制的改革(抑制型通胀)。供给侧改革释放完活力之后,就进入了需求侧的管理和刺激。尤其是,次贷危机以来,为了维护经济稳定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刺激,挤出了供给侧原本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这或许是国运的宿命。
 
当前进行的供给侧改革,道路和方向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没有抓到重点。实际上当前最大的问题,不是供给侧,也不是需求侧,而是分配侧(大部分学者将分配侧归入供给侧)。只有分配侧理顺了,才能打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良性联接。
 
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当前重点体现在马克思所提出的“过剩的产能和过低的实际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我们姑且称为“马克思难题”。马克思难题的实质是一个宏观分配结构问题,政府,居民,企业(资本),在国民收入中各自拿去多少。政府拿得多不要紧,关键是对财政资金的使用,是否在朝社会目标和有效率的生产性领域配置,而这取决于一个现代化的公共治理体系和财政运营体系。居民和企业拿的多会充分激发经济活力和生产效率,但也可能带来贫富分化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之间需要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进行平衡。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是再分配的比例过大了,资本家通过避税也占有了不少,而剩下分配给劳动力的可支配收入偏低。浅层次来看会导致需求不足和消费降级等问题,深层次来看隐藏着巨大的社会矛盾。
 
改革开放积累的另一个存量是中国特有的巨大的国有资产和资本。国有企业可以有效发挥超级规模效应,在建设基础设施和大工业化进程中具备巨大优势。但当步入工业化后期,效率问题开始超过规模优势成为矛盾的核心点。由于国有企业复杂的治理体系,多元化尤其是社会化的目标,推使国企承担了较多的社会保障和财政责任。在后工业化时代,国有企业需要提升资本运营效率,通过治理机制的改善,寻找国家集中动员资源的优势和现代企业的效率优势之间的平衡。激发国有资本活力,盘活国有资产效率,是重塑大国经济优势的关键举措。实践上,国有企业通过产权的分离,主要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有效分离,实现”党委+职业经理人”的有效集成,从而向现代企业的效率型组织迁移。这个有成功的案例,但不多。关键还是权力的界定和对规则的尊重。
 
中国经济当前处于“成本推升+需求收缩”的滞胀风险前沿,可以破产出清的财务硬约束一定会被难破产出清的财务软约束挤出。这种出清结构意味着经济生态的极化,经济业态向两极分化:能够将成本传递到刚性价格弹性的需求端的国企,和能够准确把握需求升级和结构化机会的灵活个体和小型合伙人,中间规模的经济单位将面临最大的压力。
 
当务之急还是要推进现代财政体系的建设。在收入端,能初次分配的就让位于初次分配,减少再分配收入比重。尤其是切断财政房地产化和财政债务化机制,戒除土地依赖和债务依赖毒瘾。财政去杠杆,是整个经济去杠杆的关键。因为杠杆融资获得的财政收入,在支出方面也存在效率缺失问题。拿产业政策来说,每年巨大的财政支出并没取得预想的效果,反而带来很多寻租和腐败问题,挤出了按照市场约束规则经营的市场化企业。
 
五、七十年家国兴衰,历史给予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资源是什么
 
建国七十年来,勤劳坚韧的中国人,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波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果。实际上相对于经济成果,有几代人付出代价的历史教训和精神资源,更加重要、更加需要珍视。
 
首先是对制度、法治和个体的尊重。建国后整个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建设是一直滞后的,习惯采取开会和下发文件的做法,不利于保持行政管理的一致性和社会预期的稳定性。只有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建立稳定的制度和有效规则,才能减少权力的随意干预,才能平衡个体自由和集体自律之间的平衡。这还意味着对人作为一个个体的尊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组织的运行效率取决于能够动员的最小单位。每个人差异化和创新性的集成,往往可以推升巨大的经济活力。人本主义回归,对个体个性的宽容、理解和尊重,是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微观的经验收获。
 
重视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精神。这个不需要多说,当前是不多的基本共识之一。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弊端开始显现,一些民营企业家出现各种问题,有些人开始提出质疑,所谓的“私营经济退场论”。然而事实很可能是,并不是市场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没有施行真正的市场经济,或者市场经济有太多的扭曲和摩擦,增加了太多不该有的交易成本。同样,企业家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然而不正常的营商环境会产生变形的企业家精神,因为规则(正式和潜在的)会行成不同的博弈策略,久而久之就会行成特有的优胜劣汰。企业家精神的贫瘠和扭曲,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根基。能否行成新的企业家经济,是中国经济新旧动能切换的关键,因为内生经济的修复和救赎,依靠的是企业家的要素组织和模式创新能力。
 
从运动式、相机抉择管理转为正式规则和契约型约束。明斯基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性,并非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原罪,而是金融的内在缺陷。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主要根源之一是行政干预,尤其是层级链条较长的干预。明斯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因为财务杠杆融资放大了经济波动,或许可以对比的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因为行政杠杆,尤其是中央地方之间传导链条过长的委托-代理机制,或者拖延不执行或者“一刀切”,从而导致内在的不稳定性。要杜绝这种弊端,必须完善公共管理机制,从运动式、相机抉择式的管理模式,向固定规则型、契约型模式转变。理顺中央地方关系,中央政府更多的是规则和制度的供给者(这个供给是有效供给,包括保证规则的实际运行),地方政府则要在规则内行事,从而给社会公众明确的预期,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
 
尊重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这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容忍度。知识分子是最喜欢针砭时弊的群体,毕竟与理论上近似理想和完美的形而上世界来说,现实总是千疮百孔,实践者也不过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带着镣铐舞蹈,这在知识分子看来便全是问题。然而正是知识分子的批评和启示,才是社会进步的潜在动力,使得各方面向更高的水平进阶。社会精英是热衷于社会公共事务的群体,他们往往可以作为政府与民众矛盾的润滑剂。因此,尊重社会精英,一定限度内允许更加多元化的社会组织(NGO)存在,才能保持整个社会结构的弹性和韧性,不至于在积累的矛盾重压下断裂。
 
敢于试错,塑造改革家精神。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段“试错-修正-完善-再试错”的动态过程,对改革的风险、成本,阻力的平滑和突破,决定着一个国家改革的纵深。当前中国改革进入升级版,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摸着石头过河”的风险越来越高。这需要提高改革的风险偏好,从中央到地方建立改革统一战线,提升政府管理人员对改革的认知水平,调动体制内外的积极性培养有改革精神的顶层设计者和基层官员。实际上,当前最缺的不是设计师,也不是具体执行人员,而是将改革蓝图科学、有效的分解到实处的“工程师”。这个工程师群体是既具有改革理想又有务实执行能力的改革家。
 
提高对多元化社会和思想市场的宽容度。稳定压倒一切,这是改革开放总结的重要经验之一,也是基本正确的。但是中国当前已经发展到了另一个阶段,社会多元化和结构复杂性程度已经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绝对的稳定就是不稳定”,因此要树立“相对稳定”的理念,即允许一定的压力释放。因此就需要加深对多元化社会的理解,放宽对思想市场的限制,在一定的边界内(理性表达)允许不同的声音和思潮。要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就是从思想的碰撞和思辨中孕育和启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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