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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的原罪?从淘宝假货到滴滴凶杀

滴滴顺风车凶杀这件事闹的很大,而且不长的时间间隔接连发生。是顺风车这种带有平台模式的固有问题,还是凶手个人的极端心理扭曲?
 
我们来谈谈平台经济。这是在互联网革命之前,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并没有形成超级规模的一种资源组织形式。
 
所谓的平台经济模式,就是一方构建类似的“基础设施”,有硬件有软件,前者是一些物理设备和空间场所,后者主要是游戏规则——正式的,非正式的。个体参与其中,但是与平台主是弱联系。这个弱联系弱到什么程度呢,不太好定义。具体到经济关系来说,至少不是雇佣关系,或者不牵涉到买断要素的使用权问题,否则就是企业而不是平台了;应该是类似市场主体间交易的利润分成关系,租借应该不算。
 
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平台无处不在。在互联网革命之前,这种平台模式是广泛存在的,一些交易和活动空间。朴素的是集市,广义的是社区,城市,甚至是国家。狭义的所谓的线下平台。
 
平台经济的一个特征是,固定成本比较高,但边际成本低,主要的成本用在了搭建基础设施上。用公司财务的语言就是经营杠杆非常高,因此流量异常重要。
 
互联网革命之前,主要是由于物理空间所限,线下平台无法降低边际成本。比如一个集市的摊位就那么几个,到最后是边际成本递增的。
 
互联网带来了零边际社会,带来了线上平台模式历史性的发展繁荣。因为互联网平台的零边际成本甚至是负边际成本(比如社交平台),可以带来超级规模效应,这恰恰是平台经济最需要的。流量为王成为平台模式的基本生存法则。
 
平台型经济是赢家通吃的经济业态。这也是因为互联网零边际成本结构对规模的超级偏好。因此,平台型企业初期的竞争是非常惨烈的,既生瑜何生亮。他们的竞争是靠价格战,靠烧钱,靠资本作为后盾。在成功以前,流量就是一切;在成功的兼并天下后,一切都是流量。
 
最后业态渐渐行成,流量饱和之后,零边际的成本红利没法再独自享有,就要向存量攫取价值了。这个时候即使消费者发现被攫取价值但也无济于事,因为就是他参与的价格之战中,赢家吃掉输家,消费者在获取补贴好处的同时,不知不觉帮助某一家实现了垄断。这就是平台经济的原罪之一。最后消费者站在唯一的平台接受被垄断的现实。
 
平台经济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与参与其中的主体之间,是一层非常弱的联系。他们之间,既不是雇佣关系,也不是平等的市场主体的关系。平台模式,到底是企业还是市场?这在企业理论上都是难题。
 
研究企业和市场的关系,成就了科斯的产权经济学。在科斯的定义里,企业就是通过雇佣关系买断劳动者的要素使用权,以便来实现威权的、计划的和命令式的科层级统治(有德姆赛斯,张五常等的理论推进)。市场则不然,市场的交易主体是平等的,一切都是价格问题。
 
滴滴是什么呢?在笔者的认知里,按照科斯的理论,滴滴平台与滴滴司机的关系,既不是企业的劳动雇佣关系,也不是完全的市场交易主体关系。他们或许介于两者之间。多年前笔者已经撰文分析过这个问题。
 
也应分情况来看。如果按照联系的强弱程度排个序,应该是专车,优享快车,快车,顺风车。专车已经有了雇佣关系的意思,因为从招聘,到车型,到着装,到培训,到服务,到考核等,都有一套标准的硬约束。而快车就随意很多。顺风车呢,基本上就是个平台和玩家的关系。
 
既然不是传统的企业雇佣关系,那么就不必用传统的企业标准来衡量。至少不用为平台上的司机缴五险一金,这样就省去了一大部分人力资源成本。平台的流动资产是轻的,这样可以较好的盘活。然而,却制造了一批游离于社会保障的局外人。美国畅销书作家史蒂文·希尔写的《经济奇点》,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这可能是平台经济说不上原罪的原罪。
 
凶杀发生在顺风车司机身上,也就是滴滴体系里最松弛的那种关系,也是距离公司雇佣关系最远,最完整的平台关系。入驻这个平台的标准很低,主要有驾照和行驶证等证件,就可以成为顺风车司机。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模式也是最接近共享经济,最集约化利用资源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本身没有罪,技术中性,而且充分利用了零边际成本的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红利。
 
问题出在平台的责任边界上。平台的重要性,一是提供技术保证,比如GPS定位和空间算法等;二是确定游戏规则;第三,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提供对紧急事件的救助,要为平台上的参与者兜底。顺风车这种如此松散的关系,就应该想到会有这种极端事情的发生,要进行多次应急演练。
 
然而让人失望的是,即使发生了一次悲剧,期间还有无数次危险信号的投诉,滴滴都几乎视若无睹。据说他们进行了精算,得出的结果是,提供这种应急机制的成本要高于用钱赔偿处理极端事件的成本。
 
这是一种商业伦理和道德的问题吗?因为财务已经无法实现有效的约束。原因何在?可能就是执法部门(滴滴平台的“平台”)对其处理的过于松散,让他们这种“杀人”的精算模型可以有利可图。执法部门这次应该认真追究滴滴平台的责任,既然他们用金钱来衡量生命,那就让社会给生命一个真正的定价,直到平台们被罚的肝疼肉疼,让生命在他们的商业精算公式里变得最珍贵!
 
中国最大的平台经济应该说是淘宝,最初诞生于阿里巴巴这个信用支付系统。然而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也饱受假货赝品的诟病。笔者也有几次不愉快的购物经历,但投诉后感觉仿佛面对茫茫大海毫无回音。而且这些造假的商家,平台给的信用等级还不低。这说明了什么呢?平台不应该只是一个技术型架构,还应该有基本的价值体系、伦理体系。否则,平台经济就会变得脆弱不堪。
 
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新技术、新模式的背后,庞大的平台经济背后,个体的位置在哪里?如何将视流量和规模为第一的平台经济与个人人本主义相结合,既能发挥平台的规模效应,又能听得见渺小个体的心声和呼喊,是每一个平台型企业家和商业领袖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希望从此刻开始,每个人在平台上的的呐喊和呼救,能第一时间让人们听到并第一时间处理和救助。这是平台经济对原罪的自我救赎,也是其赚的盆满钵满后必须担负的社会责任。
 
本文根据赵建博士在“西泽小课堂”上的发言整理,有删节和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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