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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是另一种“致命的自负”
2.机械形而上与犬儒主义实际上是同一个指向
3.另一种极端:对特色模式的盲目自信与对普遍规律的傲慢指摘
4.经济学需要与其他学科高度融合,在先验理性的基础上构建研究范式
 
1.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是另一种“致命的自负”
 
中美贸易摩擦不见缓和,债务风险倒逼货币政策,内外形势从未如此严峻。因而时间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来说,也从未像今天如此紧迫和宝贵。就像熟悉的足球赛场,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然而,经济学的学术界却依然沉浸在从文献到文献的机械形而上里不能自拔,为了建模写论文宁愿让现实屈从数学方程式!以至于我在一次国内较高级别的学术会议上,作为点评人忍不住批评了一位知名教授的论文:你可以通过假设简化现实,但不能为了求均衡解而扭曲现实!
 
事实难道不是如此?本人也是接受过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在国内顶级期刊基本都发表过带模型的论文(《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经济学动态》等)。然而在业界工作多年后突然发现,作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二律背反。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崇尚市场反对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而另一方面,在工具上却不断为计划经济提供逻辑基础。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将经济社会中的部类商品简化为一个大型方程组,然后证明出均衡的存在(不动点定理),这说明市场是可预测且可计算的,虽然表面上是为市场配置资源进行理论辩护(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但也从侧面为计划经济提供了可能性。而当前不断迭代升级的DSGE和可计算一般均衡CGE,难道不也是在变相为计划经济委员会提供决策工具?
 
所以崇尚市场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一不小心也走向了奥派大师哈耶克批评的致命的自负(虽然本意绝非如此)!他们正在用越来越复杂和精巧的数学工具主义,将经济学研究拉入另一种“军备竞赛”。于是工具越来越复杂精巧,离现实却越来越远。用数学技术的玄妙和勤奋掩盖思想洞见的浅薄和懒惰。所以难怪现在市场和政策层,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者们极度不满意。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学术界基本没有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和技术工具箱。
 
或许有人说数理模型只是模拟现实的局部或抽象部分。我们绝对认可数学和计量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因为他们提供了让经济学成为科学的可能。而且,数学分析对解释现象尤其是一些逻辑机理和传导机制比较复杂的现象,提供了超越人线性思维方式的工具。再加上信息科技、计算机和AI等科学技术的应用,数学在经济学和金融学中的应用已经显示了较为显著的成果。但是我们特别反对将数学应用到政策制定的参考中,像“计划经济委员会”一样模拟冲击路径和政策效果,这很显然会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依据并误导政策层。因为除非建立复杂系统的数理经济学,将内生变量最大化的引入,否则根本不可能用数学世界代替现实。
 
2.机械形而上与犬儒主义实际上是同一个指向
 
非市场化的研究行业存在着严重的供需缺口。一方面,业界和政策层急需要有启发性的思想和技术资源,以便在复杂形势下找到可以抉择的方向;另一方面,学术界在财政供养下自说自话,圈子文化日益严重,学阀不断涌出,很多致力于现实思想性的文章被挤出主流核心期刊之外。只要没有复杂艰深的模型和实证,文章就会遭到歧视和排斥。这是另一种学术霸权主义。
 
用机械形而上的工具竞赛,来替代自由思想市场的竞争,所造成的后果将不可小觑。思想市场的塌缩与凋敝,往往会带来整个社会创新和变革的停滞和衰退。而这主要的原因,是思想市场的秩序垄断和壁垒森严。因为思想的土壤,一是独立,二是自由。
 
西南联大八年多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和思想史上的奇迹。在硬件设施和教学环境几乎完全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教育和学术却硕果累累。主要原因是保持了教育者和思想者的本性。可见,独立和自由多么重要。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狭小的鸟笼里,想象力的翅膀会有展开的空间?
 
对于经济学来说,经济学家首先需要是个思想家。然而体制对思想市场的垄断,无法形成自由竞争思辨的学术氛围。失去真实性,理论无法表达和穿透真相,那就失去最终极的意义。这样的土壤将会导致两种扭曲,或者是犬儒化,或者是隐藏在机械形而上学里苟且偷生。
 
也不能严重的说这是一种反智,至少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市场化取得了极大的进步。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从一穷二白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工业门类越来越齐全,城市化和全球化带来社会治理模式和产业链的全面重构,经济金融体系也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这种现实背景需要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研究体系,需要源源不断的思想学术资源的启迪,需要更加贴近现实的技术指导。
 
然而,与快速变化的现实相比,理论和学术界是严重滞后的。众多学究们宁愿缩在自己的圈子里不问世事冷暖,研究往往从文献开始到数学模型结束。即使有大量的论文触碰到现实问题,但也仅限于理论的机械嫁接,苍白的数字验证,八股文式的政策建议。过去老教授们那种走访田间地头市井小巷的务实做法,即所谓的田野调查,现在很难在学术界看到。
 
同时由于缺乏市场化的评价标准,如前所说圈子文化和学阀主义横行,很多有见地有思想的学者无法通过主流杂志发表文章,最后或者沦落为同类,或者淘汰出局,剩下一个残酷的逆向选择——放弃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犬儒的接受了体制要求的机械形而上。或许基础理论可以这样做,但作为现实导向的经济学的确不应该。研究者,首先要有担当精神,要有社会情怀,要为人类的终极命运去苦苦追问和探索。敢于揭示和表达真相,是社会对学者的要求和期许,也是学者的价值所在。否则便是对纳税人利益的损害。
 
3.另一种极端:对特色模式的盲目自信与对普遍规律的傲慢指摘
 
其实主要并不怪学者,而是研究行业没有找到一个合意的体制。当然不能完全市场化,因为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的研究毕竟是一种公共产品。但是完全垄断的研究市场(不能说是市场),其客户就是供养研究的主体。为了迎合这些主体,自然难以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势必陷入一种引导性的范式和语境。
 
当前内外压力下,需要放下秩序的面纱,去探寻真实的逻辑,才能找到最终的应对方案。曾经引以为傲的特色模式,不过是透支未来后形成的当期“浮盈”。如果终究逃不开时间和规律的清算,那么将如何应对以及谁将承担即将到来的风暴。里尔克说我看见风暴激动如大海。那是因为他置身岸边,你让他置身其中试试。对于诗人来说,生活可以在别处,但学者一定要站在风暴的中心。社会供养了学者,学者需要担负起呼喊者的责任。
 
政策需要思想资源,当然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现实启蒙。所谓的文化自信,需要从上古文化的源代码中寻找源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不是有点残酷?然而与处处干预的“妇人之仁”相比,哪个是真正的大仁。大道无亲,在应对复杂系统面前,儒家是小道,所谓的卫道哲学,道家无为才是大道。于是到今天,哲学的贫困与文化的断层,以及学者的犬儒化,导致整个思想市场的低均衡供需。如果承认这是新的时代,那么学者和教授们就应该从文献的机械形而上中走出来,建立面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是建立理论自信的一个契机,但除非建立自由独立的学术氛围,否则继续墨守陈规的受困于路径依赖。
 
如果说过去集中动员体制具有相对效率,不过是因为巨大的要素被压抑在生产关系的牢笼里,过去的经济运转体系也相对简单。因此任何一点权力的下放和对个体努力的尊重,都可以释放出帕累托改进式的生产能力。然而当后发优势耗尽,全球制度红利结束,国际社会开始以一种成人标准即发达国家相同的标准来要求我们,那么就必须强化对普遍规律的尊重。树长不到天上,虽然我们有一个阶段感到它在飞速不断的增长。这是规律,我们只需要敬畏。
 
4.经济学需要与其他学科高度融合,在先验理性的基础上构建研究范式
 
人文关怀的缺乏,对经济学来说是很糟糕的事情。这源自于半个多世纪前经济学的物理学化,即用力学均衡等概念来描述社会经济系统。这种对经济学去社会科学化和亲自然科学化的思潮,至今少人反思和自省。
 
导致的结果是,主流经济学追求工具形而上而不是思想形而上。企图用数学来模拟现实以成就先知,然而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主要原因是现实是一个复杂系统,但数学建模却远远不够,只能在均衡附近泰勒展开和线性近似。现在的计算能力还无法承受太多的内生变量。其次,经济学的对象是观察者本身,因此会不可避免的导致自我扰动和先知谬误。这是经济学作为人的学科的内在悖论。人毕竟不是物理原子。
 
路在何方?路在经济学对其他人文学科的开放,融合和互动上。我不明白为什么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之一,偏偏迷恋于数学和物理学,唯独对其他社会科学冷落。实际上,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经济学更需要认识论的解构。人能认识什么,认识的本质和边界在哪,先验的,后验的,以及相互区别和认证。否则同样会陷入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两极的泥沼。
 
就我看来,既然是社会科学,最大的资源应该来自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人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寻找普遍的韵律,在社会中找到人类行动的逻辑。一个“理性人假设”就把整个经济哲学打发了,剩下的就是建模建模建模。我觉得这就是为数学家打扫战场,以便寻找均衡和解。这是一种盲目的自负。好的经济学家或者思想家,都是具有极其深厚的人文素养,他们在哲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中畅游,带着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用充满文学美学的语言自由又自律的表达。
 
因为他们做的不是教化,而是启蒙。而中国经济学的现在,恰恰就处在人文启蒙和文艺复兴的前夜。
 
作者为西泽投资(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本文根据作者在内部“西泽学术夜话”的发言整理,文章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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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

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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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山东省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山东大学特聘硕士导师,中国企业家联合会特约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中心特约研究员,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新华社特约分析师、财新、雪球、格隆汇等专栏分析师,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多篇财经评论文章阅读量超过10w+,在业内引起较大的反响。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宏观研究中心主任,在美国尼亚加拉大学金融实验室、招商银行总行博士后工作站从事宏观经济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研究工作。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金融研究》、《江海论坛》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和会议专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财经评论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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