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赵建博士2016年6月撰写的一篇文章，从制度动力学的角度探讨改革为何如此举步维艰。当前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严峻复杂环境，可以说正在驶入一段经济金融的“三峡险滩”。只有理解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打破制度惰性和改革的悖论，才能突破制度困境迈向新时代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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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权威人士又现身人民日报问道中国经济，继续强调经济L型增长的长期趋势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实际上也是认识到了改革的这种悖论和风险。改革家的无奈是需要被理解的，打破悖论的途径不仅需要断腕的勇气，更需要顶层设计的智慧，也需要社会共识和信任的重建，建立起最广大的“改革统一战线”

 

从制度变迁的动力学来看，倒逼式改革往往会陷入一种悖论：经济尚好且拥有充分的试错成本和战略空间的时候，往往没人会有动力去改变处于“舒适区”的运行结构；而当问题真正出现必须要改革的时候，体系往往已经失去了试错的空间、风险的抗力和冗余的资源，紧平衡下改革的风险和成本几乎让所有的政治家望而却步，更不用说路径依赖的惯性和利益集团的固守。

 

一、改革可能沦为的三种困境

 

如果没有有效的动力学基础，改革可能会沦为三种处境：

 

一是成为一种虚幻的战略愿景或纸上作文，也就是所谓的改革“空转”，各级政府很大程度上都只在案牍文件上下功夫，虽然中央作为终极的顶层设计者不断发文分解和落实改革精神，但传递到实施部门和地方政府就演变成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学习活动，真正的举措往往落不了地。

 

二是作为一种管理社会预期的维稳话术，当经济发展的问题和弊端成为普遍的社会痛点，改革当然也就成为一种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产阶层普遍的愿望，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从而也就成为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设计出一套能最大化公约各个阶层利益逻辑自洽的改革方案，就成为政府建立权威和信誉的重要手段，即使实施起来缺乏动力学基础。

 

三是异化为政策套利和权力重塑的工具和运动，比如当前很多原意是推动产业升级的政策，由于涉及到巨额补贴基金，导致很多所谓的新兴行业都是为了获得补贴而设立的虚假项目，甚至出现了专门为获取补贴而成立的新科技企业和第三方公司，形成了新的吸食纳税人资金的“僵尸”企业（一旦没了补贴就破产）。如果说落后产能的僵尸企业是受迫于外部环境的改变，那么这些所谓的新兴科技企业则是有目的的进行产业政策套利，其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可能更加严重。

 

二、改革进程的异化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一直以改革的姿态面向公众，十八大公报提到的深化改革（措施）+中国梦（目标）顺应了全社会的期许和愿望。但是当改革从战略和愿景层面步入战术和实施层面的时候，就遇到了制度变迁动力学的悖论，比如注册制、人民币国际化、国企改革、财税改革等，几乎都错过了最好的时间窗口和最优的战术路径。拿注册制来说，当股市繁荣股权融资能为监管部门和上市公司带来超级租金的时候，能推动改革的往往是既得利益者，而利益受损的真正需要上市的中小企业却无法形成集体行动力（当然也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壳价值扭曲又缺乏退市机制，这个时候改革自然难以推进；但是当经济增速下滑，债务融资风险高企，间接融资逐步丧失效率，迫切需要资本市场来为实体经济融资的时候，却发现股票市场已经失去抵御注册制改革风险的缓释能力，甚至相反因为国家队不断救市而造成了国有股权被动加码的趋势（股权分置改革以前的情形）。人民币国际化由于恰好在美元加息的周期内实施，改革的风险对价极其高，最后也不得不加强资本流出管制和离岸市场的流动性干预，也呈现出倒退的迹象。除此之外，当前很多的改革措施是紧缩性质的，这与反紧缩的宏观调控举措相冲突，无疑会加剧改革与稳定之间的矛盾。最近比较热的供给侧改革似乎也正在陷入这种困境。自供给侧进入新的一轮改革话语体系以来，一度成为理论、政策和实业界的显学，各种挂名供给侧字样的智库、研究院、课题小组等，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元旦初的权威人士答记者问，将这种氛围推向了高潮，不仅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现实的紧迫性，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路径，即“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举措。然而，实施的效果却差强人意，去产能引发大宗恶意炒作，大宗价格的上涨又引发补库存从而形成新的产能过剩；去杠杆的同时却出现了超过四万亿时期的信贷大扩张，旧杠杆未灭新杠杆又起；在房价上涨和隐形通胀的压力下，降成本可能只能从税费端入手，但在赤字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减少分给政府端的蛋糕无异于与虎谋皮。在这种现实困难下，供给侧改革推进的成本摩擦不断加大，制度变迁动力系统中的损耗不断上升，充满了停滞和空转的风险。

 

5月9日权威人士又现身人民日报问道中国经济，继续强调经济L型增长的长期趋势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实际上也是认识到了改革的这种悖论和风险。权威人士提出供给侧改革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说明“改革派”内部在方向上已经达成了一致，虽然在“如何做”的层面上仍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即如何让改革派的收益和成本激励相容，但至少可以重塑和强化社会共识和公共信任，而这是营造改革氛围、降低变迁成本、动员改革要素所必须的。然而，供给侧改革仍然无法摆脱的一个直接悖论是：改革家要推动改革必须集中“收权”，而改革要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就必须“放权”，这收放之间的权衡拿捏，的确需要战术和策略层面的设计智慧。

 

三、改革的悖论源自于改革本身

 

这样，从另一个角度说，改革的悖论又源自于改革本身——中国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本意不就是逐步削弱有形之手的操控力，而逐步让客观的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吗？现在顶层设计者们的苦恼，恰好是市场力量产生的内在规律不断强大的反面证明，比如投机性炒作，比如监管式套利，比如资产美元化等，这些市场行为虽然在政策层看来充满“恶意”，但从市场“立宪”的角度来看，则是对市场个体决策自由充分尊重的后果，而这些微观自由，恰好是市场化改革的本意。拿投机资本来说，如果实体经济存在合意的回报率，恐怕社会资本也不会全部冒险在价格波动中赚取随机收益，这从另一个角度说还是政策层超发了货币。保值增值是资本的本性，原本无恶意或善意可言，如果政策层因为失去对市场的控制力而随意定性和改变规则，恰恰才是对市场化改革的恶意，会大大损耗自身的威望和权威，将来会面临更大的信任重建成本。

 

因此，在充分享用了市场化带来的在动员微观资源方面的好处，那么也就应该坦然面对市场在追求自利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可控性。周期波动、破产出清、分化加剧甚至是金融危机，都是市场机制本身具有的“先天劣根性”。在这个“养虎为患”形成的复杂性里进行改革，改革的悖论将更加显性化。对于此，改革家的无奈是需要被理解的，打破悖论的途径不仅需要断腕的勇气，更需要顶层设计的智慧，也需要社会共识和信任的重建，建立起最广大的“改革统一战线”。

 

文章载于“央行观察”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