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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商业银行来说,巴塞尔协议下国际通用的主要风险缓释手段——资本充足率——似乎还不够,还需要一个与中国银行业经营特征相适应的特色指标:存款充足率。
 
正式版的(以前是试行和修订版)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办法出台,长篇累牍的几大段不过是苦口婆心的告诉商业银行流动性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要管好要管好要管好。当然到最后亮出杀手锏——一系列流动性监管指标。
 
从流动性匹配率,流动性覆盖率,到优质流动性充足率等,不过是说明一个道理,资金是有等级的,期限越短这种等级越明显。在一年之内,一般性存款是一等公民,同业资金沦落为三等甚至不算流动性(一个月期限内折算系数为零)。而在资产端或资金运用端,同业资产同样遭到歧视,利率债当然属于优质流动性,非标及委外等同业项下则继续遭到压制。
 
大部分国有和股份银行由于资产负债管理的精细化和专业化程度较高,影响并不大。苦的是那些一般性存款占比较低但同业凶猛的中小银行。由于同业业务占比高,对同业资金的歧视就是对整个资产负债表的挤压。所以,如果没有一般性存款,要改善流动性办法下的一系列指标,似乎只有一个办法——缩表,将整个资产负债表按照存款尤其是久期较长的存款来进行腾挪摆布。此时,存款就像资本一样,成为制约银行规模的重要指标。存款立行,老话说的其实一点都不为过,监管部门也是这么想的。
 
按理说,无论是一般性存款还是同业存款,对银行来说提供的都是流动性(准备金/备付金/头寸),在备付金池子里面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实在有不同,也应该在资金市场中通过价格得到了体现——缺乏低成本和高稳定性资金来源的银行将会付出相对高的流动性成本,从而最终影响到利润。在利润压力下银行会主动提高流动性管理水平,比如流动性缺口、流动性匹配率、净稳定资金比例等,而不会靠监管部门如此细腻的“父爱主义”,事无巨细周到细致的监管安排。
 
从内因来看,还是因为利差管制和牌照保护,导致银行的边际利润长期不为零甚至可以长期躺着占有超额利润。股东方面的利润约束是松弛的,既然利润不是主要压力,规模排位和多元经营就成为追求的主要目标,流动性问题长期进入不了决策层的重要事项列表。因此中国的银行尤其是一些中小银行,有着强烈的规模扩张冲动,不管金融环境是否能承载的了,做大资产规模、开拓营业网点、扩大业务范围,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也正是因为银行自身缺乏流动性成本的内生约束,监管部门只能采取计划式和行政性的手段来外生性的强求银行整固结构。这也是特殊国情。
 
从外因来看,联想到金融去杠杆、MPA、三三四十和资管新规,联想到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的防风险攻坚战,想象力再丰富一点想到中美贸易战和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以及全球量化宽松大退潮。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一个可能:中国的货币大潮也终将褪去,习惯泡在流动性水中的金融物种要学会适应旱季的气候。而这些物种,就是过去几年迅速依靠同业业务扩表的中小银行。我们都知道同业业务实际上是高度依赖资金市场甚至央妈的脸色的。流动性管理办法,实际上就是一部“流动性抗旱秘笈”,说到底就是让银行少做同业、少搞错配、多准备点存款最好是长期存款,以提高抗旱能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全球性“缺水”。
 
外因来看还存在一种可能,通过流动性管理办法,切断或者阻塞银行同业“资金空转”体系与货币市场的联接,使极度有限的货币和信用资源流向实体经济。这实际上是清理和整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因为过去几年,金融杠杆的自生长消耗了大量的货币金融资源,挤出了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流动性管理办法通过对同业业务进行歧视性处理,促使银行重塑一个有利于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的业务模式。因此可以预见到,由于银行自身都很难保,过去几年依靠中小银行委外业务的一些非银金融机构,很可能将因干渴而死。
 
放大一下背景。当前全球化秩序正步入一个关口——实际上就是中美经济关系需要重塑。中国面临一个重新融入全球的调整过程,进一步放开金融业可能是一个不得不的选择。中美贸易战,竞争的不仅是高端制造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也不可能总置于国家信用和监管体系的保护之下,否则不符合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则(市场经济)。
 
中美金融业的竞争,可以说是中国商业银行与美国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国内很多所谓的银行家,习惯了江湖式营销和本土关系,得意于所谓的成功学经验和历史业绩,其实并不具备现代金融体系的管理能力,尤其是体现在流动性管理方面。因为这在过去银行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利差管制和央妈的呵护下,没有经历过多少流动性洗礼。即使少数几家银行出现过挤兑,也都会有各种外部的救助。而流动性风险实际上并不等同于挤兑风险,而是为了管理流动性每天付出的超额成本代价。很多银行账目都算不清,管理更是无从谈起。监管部门索性帮着一些中小银行建立流动性管理体系,就像当初帮着建立统计体系——1104报表一样。父爱如山,也是为了强身健体。
 
微妙甚至有点吊诡的是,在中国开启严监管时代的时候,美国却在逐步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从宏观调控的规律来看,美国收紧基础货币+放松金融监管的政策组合,应该是一种结构性对冲,即减少基础货币(美联储缩表)+提高货币乘数或者投行服务能力,广义货币=基础货币*货币乘数,一个缩一个放,总体上通过提高内生信用替代外生信用。不管效果能不能如愿,美国在金融体系方面似乎已经做好了“进攻”的准备。
 
希望这些都是阴谋论臆想。最后重新回到流动性办法,对于银行来说核心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后存款像资本一样,成为制约银行发展的核心要素。如果没有存款来保证流动性指标达标,资本再充足都无法扩大规模,有些结构扭曲的银行甚至可能需要缩表。当然可以不缩表,但是需要付出利率倒挂的利润代价。因此,流动性管理办法可以看作是中国版的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之上,再加一层流动性充足率。毕竟,所有金融危机的直接表现,都是流动性危机。也算是未雨绸缪吧。
 
(该短评由西京资本、觅确投资和闻道智库联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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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

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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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山东省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山东大学特聘硕士导师,中国企业家联合会特约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中心特约研究员,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新华社特约分析师、财新、雪球、格隆汇等专栏分析师,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多篇财经评论文章阅读量超过10w+,在业内引起较大的反响。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宏观研究中心主任,在美国尼亚加拉大学金融实验室、招商银行总行博士后工作站从事宏观经济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研究工作。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金融研究》、《江海论坛》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和会议专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财经评论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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