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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卓越的企业家群体,GDP赢了世界又如何

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当选总统,消费主义大潮下产品背后的企业成为人们膜拜朝圣的对象,互联网平台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民营企业发射并创造性的回收大型火箭,企业领袖的讲话像语录一样传播。这些都在指向同一件事实:如果这个时代伟大,那一定是因为企业家的伟大。

 

目录

一、要理解现代经济,首先必须理解企业家

二、经济体的竞争力,取决于企业家及其生存环境

三、中国的经济发展,依靠的是分配型企业家向生产型企业家的转变

四、新旧动能转换,取决于能不能持续培育新时代的企业家

五、结语:用企业家思维审视世界,用企业家精神重塑人生

 

一、要理解现代经济,首先必须理解企业家

 

现代经济,本质上就是企业家经济。

 

不久前,马斯克的spaceX发射大型火箭成功,成为热议的话题。无论褒奖之外还有多少非议,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证明了理论上需要依靠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需要政府不断烧钱来生产的公共或半公共产品,民营企业也可以做到。这引起了人们从更加重要的视角,去审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

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整个经济学研究悲观情绪异常浓厚,末日和危机情结随处可见。似乎不再来一次危机,全球经济就无法重新步入正常发展之路。然而十年过去了,站在2018危机十周年的时点上,我们看到的是全球经济的强劲复苏。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全球债务前所未有的膨胀。这些都是现代经济所未曾经历过的。

过去几十年,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指标主义、大宏观叙事的自嗨状态,越来越少的研究者忽视宏观经济背后的微观基础。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现代宏观经济研究主要为交易和投机资本服务。而交易盘,关注的主要是宏观指标和事件。

但要理解现代经济,尤其是理解新一代工业革命下的经济周期,微观基础的剖析至关重要。如果只漂浮于宏观加总和数量指标层面,就很难理解经济的深层次机理。真正的宏观研究,必须要穿透到微观基础层面。这个微观基础的程度,到企业层面还不够,要深入到企业背后的人。企业背后的人包括劳动力和企业家。但最核心的则是企业家。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了经济停滞。即使有的国家依然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但是也付出了较高的信用滥用和结构扭曲的代价。因此,在反危机和后危机时代,经济体的竞争力实际上取决于市场出清和体制的自我修复能力。

而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的作用至关重要。如果说企业是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那么企业家个体则是微观中的微观。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家的特质,包括思维理念、价值取向和心智结构,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综合实力的走向。当然,企业的劳动要素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没有企业家进行配置和整合,再多的劳动力都无法实现有效的经济增长。比如非洲和改革开放前没有企业家的发展中国家。

如果一个经济学者在研究宏观经济时,没有关注到宏观经济背后的微观基础,尤其是没有关注到这个被德鲁克定义的企业家经济时代背后的企业家个体,那么就既无法解释当前存在的种种迷局,也无法预测未来的时代脉搏和周期走向。可以说,如果不对企业家——包括企业家的培育和生存环境——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无法理解一个经济体的特征和趋势。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二战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德鲁克发现美国的企业数目飞速增长,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升最终占据主导。而且,重要技术的产业化和应用,基本是都是依靠企业为载体。企业的活动构成了现代经济的绝大部分。而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和文化气质,基本上取决于企业家的能力和气质。只有深入理解这个经济体能生长出什么样的企业家,才能了解这个经济体能孕育出什么样的企业,才能发现总体的宏观经济运行规律。

主流经济学认为,企业是一个生产函数,输入劳动、资本等要素,输出产品和服务。但是这个函数靠谁来架构,主流的经济学长期以来忽视这个问题,想当然的认为自然产生而且按照黑箱处理。直到科斯打开这个黑箱,研究企业的性质。然而实际上更加现实主义的奥地利学派早就注意到了企业家这个角色,早期属于奥派但后期出走的大神熊彼特,更加将企业家在现代经济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需要认识到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经济都是企业家经济。当初苏联经济飞速发展,各项技术也在世界领先,但苏联经济并不是现代经济,因为苏联没有企业家。我们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说到底是对中国的企业家充满信心。企业家,才是中国的国运。

 

二、经济体的竞争力,取决于企业家及其生存环境

 

如果说战争年代,国家之间的较量是军事家的较量;而在商业时代,则是企业家之间的较量。

有很多人测算出,按照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GDP超越美国成为世界老大,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一个国家的综合势力,单靠GDP是无法衡量的。甚至GDP是一个误导性的指标,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占领东北的时候,中国的GDP还是日本的两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经在GDP增速上远超西方国家,但终究也逃脱不了解体和经济长期停滞的宿命。

那怎么来评价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恐怕有很多指标。但我们认为,一个国家能否拥有并持续拥有卓越的企业家群体,是衡量这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经济韧性的核心指标。

论要素,劳动、资源,甚至资本,都不是一个国家持续增长的充分条件。而只有拥有能够有效将这些要素组织起来,将资源向高效率领域集中的企业家,经济才能腾飞并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在发生波动和危机时,才具备重新修复和东山再起的韧性。

在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年代,中美之间的较量,是企业之间的较量,归根到底是企业家之间的较量。乔布斯、马斯克、扎克伯格等美国新一代企业家的涌现,让人们认清了中美之间的真正差距:和平崛起和全球化时代,两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较量,根本上是企业家群体的较量。一个经济体的实力和韧性,取决于企业家的能力和韧性。

中国有很多企业在世界500强数列之中,但主要是大型国企,大而不强(规模大但是ROAROE很低,创新度也不高)。主要原因就是缺乏优秀的企业家。而最近几年入选的腾讯、华为、阿里巴巴等大而强的企业,背后都有个响当当的企业家。

同时从现实中我们也认识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危机修复能力,取决于这个经济体企业的数量和企业家生存环境。在以少数大型国企为主,经济结构单一,官本位的经济环境中,经济很容易停滞僵化。相反,在中小企业数量众多,结构多元而且生态性强,有利于企业家创业兴业的环境中,经济能够持续充满活力,也具有较强的危机修复能力。

卓越的企业家,是能够带来颠覆式改变,不仅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而是能创造需求引领需求的创新者。企业家时代,已经进入了创客时代。

对此可以参考乔布斯的一段话:

他们特立独行,

他们桀骜不驯,

他们惹事生非,

他们格格不入,

他们用与众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

他们不喜欢墨守成规,

他们也不愿安于现状。

你可以引用他们,反对他们,

质疑他们,颂扬或是诋毁他们,

但唯独不能漠视他们。

因为他们改变了事物。

他们推动人类向前发展。

或许他们是别人眼里的疯子,

但他们却是我们眼中的天才。

因为只有那些疯狂到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

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

这可能是新一代企业家的终极标准:改变世界,创造世界。创客是新时代的企业家。创客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升华。

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们内心充满的是创新的渴望,百折不挠的精神,冷静敏锐的判断,以及超人般的抗压能力。企业家是一块顽石,千锤百炼而不朽。企业家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石。

企业家群体的素养直接决定了一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企业家的气质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气质。企业家是一群向死而生充满狼性文化的人群。他们背负压力,像头狼一样,创立或带领一个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

如果没有卓越的企业家群体,GDP赢了世界也不会笑到最后。中国的晚清,解体的苏联,还有GDP国内一直名列前茅,但正在陷入困境的一些省区,已经用反例证明了,没有卓越企业家支持的经济增长,是外强中干的泡沫,终将会走向不可持续。因此,中国和美国的实力差距,实际上就是中美企业家的差距。

中国的企业家是复制型和应用型(中国的线上化改造能力可能比美国要强)居多,而美国的企业家则是创新型和引领型。这可能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工艺强但基础理论弱——所致。因此,如果还没有建立起持续培养创新型企业家的土壤和气候,而贸然以GDP自居自大的心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晚清心理。

 

三、中国的经济发展,依靠的是分配型企业家向生产型企业家的转变

 

中国经济的未来,需要的是生产型企业家而不是分配型企业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高速增长的奇迹。与此同时,中国的企业家时代也随之而来。但是我们需要深刻认识中国转轨时期独有的企业家精神。这是解码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视角。

 

第一代企业家,伴随着国企承包、乡镇企业和商品市场搞活,主要活跃在贸易和制造业方面。严格意义上,初期从计划经济走出的他们还不是完全的企业家,有很多人从政府官员转为自负盈亏的厂长,在很多要素配置方面还遵守计划经济的游戏规则。但到9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日臻成熟,一些卓越的企业家应运而生。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李东生、侯为贵、鲁冠球、麦伯良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为中国企业发展史和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宝贵的企业家精神财富。

  

第二代企业家,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成形于90年代中后期,主要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尤其是信息和互联网技术,在国内进行商业和业务模式创新。代表人为沈南鹏、陈天桥、马化腾、马云、丁磊、张朝阳、李彦宏等。如果说第一代企业家对下一代企业家,只是精神上的传承,那么这一代企业家对第三代企业家则除了精神层面,还有技术上的奠基。当前的BAT格局,为基于互联网革命升级(X.0)下的企业家和企业家,搭建了巨人的肩膀和底座。

 

第三代企业家,当前正在培育和酝酿过程中,是基于新一代互联网浪潮下的具有创客精神的年轻人。由于还缺少时间的检验,身在庐山中的我们还不能完全的进行定义和分类。如果不是潮水褪去发现贾会计在裸泳,我们很可能也把他当作贾布斯列入这一代企业家的代表行列。当前在新一波基于移动互联和物联网的科技浪潮下,站在第一代独角兽BATJ肩膀上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独角兽TMD们,正在形成新一代企业家势力。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体制转轨的特有时期,造就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群体和精神。有三类值得思考和研究的企业家群体

1. 特有的市长企业家。包括以市长为代表的,将城市当作企业来经营的行政官员群体。中国转轨时期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政府主导,在GDP考核和地方锦标赛竞争的激励考核机制下,以市长为代表的经济导向型官员,构建了中国特有的经营城市的行政运营体系。中国城市化进程,大批现代化城市的建立,产业集群的形成,可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基础设施,离不开这些市长们的努力。他们当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但是也具有一定的艰苦创业、创新冒险的精神。当然,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城市毕竟不是真正的企业,市长也受到种种约束和自身利益诉求驱动,造成了大量的无效投资和形象工程以及高额债务和贪污受贿等问题,严重侵蚀了政治生态。

2. 国有企业的高管。由于国有资源的支持,中国的前几代企业家,大部分都出自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随着自主经营权范围越来越大,企业的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企业家精神开始发挥出来。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史表明,国企的自主经营权越高,公司治理越现代化,该企业的企业家能力就越突出。当然,由于国企在终极所有权上仍然属于国家,存在着产权虚置的窘境,同时存在较强的政治约束,对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发挥难免造成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出现了一批卓越优秀的企业家。

3. 地产和金融大亨。城镇化浪潮造就了看上去可以买下全世界的地产大亨,唱摇滚的王健林,爱踢球的许家印。我们比较困惑的是,是否应该把这些靠土地红利赚钱的暴发户老板,列入企业家的行列。我们认可王石是典型的企业家,万科的商业模式以及不跟政府发生纠葛的公司纪律,打造了独有的地产品牌。难点在于,中国的房地产尤其是土地制度,是一个扭曲的要素市场,我们无法判断大型地产公司的暴利,究竟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有租金。否则,若按照财务利润来评价企业家的价值,中国的地产大亨完全可以和比尔盖茨、乔布斯等相媲美。与地产相伴的是金融,影子银行大跃进中诞生的一个个金融集团,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位位叱咤风云的金融企业家或称为金融家。这些金融集团,几年之内总资产就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长,但是严重影响了中国的金融生态。

 

对于中国转轨时期诞生的特有的企业家群体,我们需要按照分配型企业家生产型企业家重新进行界定和梳理。前者主要抓住经济转轨阶段的制度漏洞进行寻租和体制套利,比如商品价格双轨制时的倒爷。后者则是通过敏锐的市场嗅觉将资源从低效率的领域转移到高效率的领域,为社会创造有效的产品和服务,并通过创新推动和引领物质文明进步。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需要更多的生产型企业家,而不是分配型企业家。

 

 

四、新旧动能转换,取决于能不能持续培育新时代的企业家

 

拿中国各省市来说,经济竞争力也是同样的道理。最近热议的衰落的东北和即将衰落的山东,当初经济上行期何其风光。但在经济处于调整期后,就陷入快速停滞和难以修复的困境。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归根到底,缺乏企业家,缺乏企业家发挥作用的土壤,是根本的原因。

多年前就提出振兴东北,新年伊始山东省隆重召开新旧动能转换工程动员大会。好像靠那些处长、厅长、局长,靠大炼钢铁的干劲就能人为推动周期动力切换一样。可以断言,只有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才能真正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以处长和局长为主导的动能转换工程,最后只有大兴土木、高速投资,热火朝天两年最后留下债务和产能一地鸡毛。

为什么敢这么断言?因为现代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只有长期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企业家才能有足够的敏锐度捕捉资源配置的信号。官员主导的经济,势必只是形象和面子工程,是无效投资和过剩产能再累积。而东北和山东等地区,企业家培育和生长的土壤,非常贫瘠。

这些地区,不仅缺乏培育企业家的土壤,相反还在逆向选择中驱赶真正的企业家。吃拿卡要自始至终。比吃拿卡要更严重的却是不吃拿卡要,因为根本就不提供服务了。过去靠送礼办成的手续,现在连送礼办事的窗口都没有了,导致事情直接没法办。如此恶劣的气候,造成了企业家的集体迁徙。最后就只剩下所谓的体制内,僵化的国企机关事业单位。这种环境下不死气沉沉才怪。

如果能认识到经济体的竞争力归根结底是企业家竞争力这个观点,那么在推动经济修复和动能转换过程中,就需要重新确定自己的定位和任务,那就是改善企业家培育和生长的土壤,改善一直强调的营商环境,而不是作为有形之手介入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

改善营商环境,说的容易但到底怎么做。很简单——政府自身的供给侧改革。精简机构,扁平化管理,重构考核激励机制,使官员的职位与薪酬与对企业家的服务相挂钩等等。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和塑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官员独有的政治家精神,开放、包容、担当、信任,为企业家精神精神的发挥服好务、护好航,直到最终无为而治。

所以新旧动能转换,对于政府最难的不是要干什么,而是约束住自己的边界不干什么。所谓的腾笼换鸟,不是产业的置换,而是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对政府官员的置换

 

五、结语:用企业家思维审视世界,用企业家精神重塑人生

 

企业家是如履薄冰的乐观主义者,我们的人生也该如此。把自己当作一个企业,努力提升自己的市值

 

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加广义的视角去理解企业家精神。你或许不是一个企业家,但你同样可以拥有企业家精神。无论是不是创业,无论在哪个单位即使是在体制内,只要你拥有:1.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2.创新和冒险精神;3.勤奋和开拓的精神,你同样可以是一个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把自己当作一个企业,在创新和勤奋中提升自身的市值无论在哪个岗位,你的人生都是充盈的,都是有意义的。

 

我们需要学习的企业家的另一个可贵之处是,他们审视这个世界的角度。他们看透了这个世界的不完美,但是依然负重前行。

拿学者和企业家举例,经济学者总是带有危机和末日情结,这是因为经院学者固有的形而上理论洁癖。如果我们注意到学者和企业家的区别,也就更能理解企业家精神:

经济学者想的是如何完全治愈,而企业家想的则是如何带病生存。加缪曾经说过,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如何带病生存。无论哪个时代,总是带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时代赋予企业家的使命,就是如何推动这个伤痕累累的时代,一步一步走向更高阶的社会经济文明。

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

 

主要参考文献:

彼得·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黄群慧:《新国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国有企业40年回顾》;戴维兰德斯:《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动》,《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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